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着作。“百家”是表示着名的思想家很多。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反映出群星灿烂的各种不同流派的学说，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论述，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过去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班固却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各家之间，互相驳难，既有思想交锋，又有思想融合，因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过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他们的观点互相对立，进行激烈的辩难。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资料，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又比如，荀子本是儒家，但他改造了儒家的“礼”，给“礼”赋予“法”的内容，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而着名的法家韩非、李斯都是儒家荀子的学生。可见，儒法两家并非壁垒森严、处于绝对斗争之中。

　　

　　到了战国晚期，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是怎样形成的呢?

　　

　　春秋中后期，周天子地位衰落；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先后夺取了政权，但处于封建割据的状况。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没有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着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还有，战国时期“养士”的风气很盛，如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时，在都城近郊的稷下专门开辟了供文学游说之士“不治而议论”的学宫。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这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地基本结束了。

　　

　　总之，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