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有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这就是契丹。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象征这个民族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精神。契丹民族是鲜卑族衍化出来的一支，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经历了9代帝王，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其疆域是赵宋王朝的两倍。

　　

　　契丹王朝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期间，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被阻断，以至亚欧大陆中西部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就以契丹来命名中国，时至今日，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称中国为“契丹”。

　　

　　“马牛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卢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着，四时畋猎是生涯。酪浆膻肉夸稀品，貂锦羊裘擅物华。种类益繁人自足，天数安逸在幽遐。”北宋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苏颂曾被派出使辽国，返国后他写下传颂至今的《契丹帐》，生动地描绘了北国风光和契丹人豪放的游牧生活。

　　

　　空前绝后的五都

　　

　　契丹王朝是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5个都城的王朝，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广阔的领土上，设置了5个都城，以这5点为中心，辐射出一张牢固的统治网。

　　

　　这5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天显三年称南京，天显十三年改称东京）、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

　　

　　辽上京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城址位于群山环抱的辽阔的冲积平原上，东南有白音戈洛河萦绕，这里是契丹王朝的龙兴之地。初名皇都，后更名为上京，设立临潢府，以此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

　　

　　在赤峰宁城境内，有一座大明城（又称大名城）遗址。这座位于老哈河冲积平原上的古城遗址，就是契丹帝国中京大定府的故址。中京建城之后，帝国的统治中心就从上京南移至这里。

　　

　　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辽阳境内。初为“南京”，经过多年的向南扩展领土，原本的“南京”，也并不“南”了。于是辽阳府更名为东京，把南京的名号让给了燕京（今北京）。

　　

　　契丹的南京，始称“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位于今北京西，是五个都城中规模最大、皇城建筑最豪华、人口最多的都城。

　　

　　五京之中，西京大同府的建立时间最晚，是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改云州为大同府而成的。

　　

　　海东青引发的战争

　　

　　契丹创立的辽国亡于一种鸟：海东青。

　　

　　海东青是辽代对一种鹰鹘的称谓。它凶猛异常，能高飞而且速度极快。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中称它们“善捕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

　　

　　据史料记载，在唐朝时，海东青已经是北方少数民族奉送给中原王朝的名贵贡品。

　　

　　辽国建立以前，同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女真与契丹相处得还比较和睦。可是自从契丹人建立辽国后，便开始对女真人进行剥削，辽帝每年都要派人到女真等部落去捕捉或索要海东青，用于捕捉天鹅。

　　

　　辽天祚帝昏庸残暴，治国无方，导致民怨四起。面对即将崩塌的帝国大厦，天祚帝不仅毫无察觉，依旧日夜玩乐。据史料记载，天祚帝爱好打猎，出猎时喜欢让海东青和猎犬紧紧相随，而且天祚帝对进贡的海东青要求尤为苛刻。

　　

　　辽国每年都强迫生女真进贡海东青，但海东青极难捕获，给生女真诸部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辽国对于海东青的无理要求成了女真人起兵伐辽的一个重要导火线。

　　

　　战火首先在五国部燃起，而逐渐强大的生女真完颜部协助辽军袭击五国部取得了辽国的信任，完颜部落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借此不断扩大完颜部的力量，并逐渐一统女真各部。终于，羽翼渐丰的完颜阿骨打于1114年率诸将召集所征诸路精兵2500人，会合于来流水（吉林省拉林河），南岸，举行历史上着名的来流水誓师，领军队向辽国发起进攻。

　　

　　在决定女真人命运的“护步答岗之战”中，他们击败辽国70万大军，“海东青战争”的结局以辽的灭亡和金的建立而告终。

　　

　　集体失踪之谜

　　

　　金灭辽后，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在皇室成员耶律大石带领下被迫向西迁移，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国。这个帝国也一度强盛，但最终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

　　

　　时至今日，在中国56个民族中，却没有当年响当当的大契丹。

　　

　　辽国灭亡的时候拥有数百万之众。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数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

　　

　　一门新兴的技术为解开这个千古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基因。现在，考古学家们要用新兴的DNA技术来唤醒这份最后的记忆。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他们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