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颁“罪己诏”

　　

　　相对于现代，由于物资的匮乏和技术力量薄弱，古代抗震救灾的难度很大。在封建时代，不少朝代的皇帝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反应，竟认为是自己得罪了上天，要检讨自己的施政得失，急于下“罪己诏”。

　　

　　中国古人认为，天、地、人三才为一体，地宜宁不宜动，地若“不宁”有动，说明阴阳失调，或与人君失政有关，是上天给予的惩罚和告诫。所以，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要赶紧承认错误，把罪过揽下来，以获得上天的宽恕，避免上天再给人间降灾，减轻灾民的不幸。

　　

　　西汉刘询(宣帝)当皇帝时的本始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公元前70年6月1日)，河南以东49个郡国皆发生地震，不少地方是山崩水出，“杀六千余人”。刘询便为此下了道“罪己诏”。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上午，北京发生了建城史上最大的一场8级大地震。这场地震所及，东至辽宁沈阳，西至河南安阳，范围之广、破坏之严重都是罕见的。震中在三河、平谷一带。从《中国地震目录》所辑史料来看，这场地震中共有45500人遇难。看到如此灾情，当政皇帝玄烨(圣祖)第二天即下了“罪己诏”。

　　

　　灾区免租赋

　　

　　如果说“罪己诏”是玩虚的，那么大打“恩情牌”，给灾民以物质、经济的具体帮助，便很实在了，也最受灾民欢迎和肯定。最常见的手段之一，是给灾民“免租赋”，即现代所说的免税。

　　

　　汉宣帝刘询在下“罪己诏”之后，采取了两种措施，一要求，丞相、御史与列侯等朝中大臣“走基层”，寻访民间有学问的人，找到应对地震的办法；二指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意思是，法律条例中有可免除而能安定百姓的，逐条上报；对遭受地震重灾的民众，免收粮租钱税。

　　

　　“免租赋”手段，历朝不绝。西夏李仁孝(仁宗)当皇帝时的大庆四年四月(公元1143年5月)，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发生地震，清吴广成《西夏书事》记载，当时李仁孝下诣，“遭地震地陷死者，二人免租税三年，一人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

　　

　　朝廷赐钱

　　

　　“免税”是不要灾民上缴法定的钱物，这对灾区重建、恢复生产确是相当有利的，但并不能解灾民的燃眉之急。于是朝廷想到了给灾民“赐钱”。在唐宋以后，尤其到明清时期，朝廷赐钱，直接补助灾民银两、钱粮，成为一种惯例。

　　

　　东汉永建三年汉阳郡大地震发生后，小皇帝刘保派光禄大夫赶赴金城、陇西等地灾区核查灾情，赏赐地震中遇难者家属。遇难者年纪在7岁以上，每人给2000钱，即《后汉书·顺帝纪》中所谓，“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

　　

　　北魏宣武帝延昌元年四月地震发生后，朝廷“出太仓粟五十万石，以赈京师及州郡饥民”。第二年冬十月，朝廷除再次免除肆州、恒州等地一年税负外，又从国家粮库拿出粮食救济。纳税丁口全部死亡、孤立无所依靠、家里未接受免除赋役的灾民，由朝廷供粮，直到来年新粮收获时。

　　

　　北宋赵祯(仁宗)当皇帝时的景佑四年十二月(公元1038年1月)，京师开封和忻州、代州、并州等三州，先后发生地震。《宋史·五行志五》等史书记载，这一年的地震共死亡32306人，其中忻州19742人、代州759人、并州1890人。包括州一把手在内，忻州不少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了。赵祯便给遇难官员的家属发放了5万至10万钱不等的抚恤金，“军民死伤者，皆赐有差”。

　　

　　各界捐银

　　

　　古代抗震救灾款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二是地方政府出资。此外，民间和个人捐银，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

　　

　　所谓捐银，是明清时期较流行的说法，即现代慈善行为所说的捐款。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公元1695年5月18日)，山西临汾地区发生地震。在灾后重建中，山西官方发动全省的公职人员捐款赈灾，救助灾民生活。康熙《临汾县志·祥异志》上记载了此事，“阖省大小各官，捐银与在城贫民盖房。”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发生后，不少缙绅富户都能慷慨解囊，为灾区出钱出力。据张仪《张学士文集》，当时有位在天津经商的张孺人，“倾箧付典质，钱积门中，雇人掘被压者，所活数十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