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演说家、诗人、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读书家。有人把毛泽东定位为杰出的，最有魅力的特殊的“读书家”，这是恰如其分、名符其实的评价，是具有浓厚个人特色学者型读书专家。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像他那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确属罕见。

　　

　　认真读书学习，是毛泽东一生中精神的所在和思想升华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人生需求，他真正做到了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践行了科学理念，是一位知行一致，对后人有深刻启迪作用的光辉典范。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生活，不难发现他有五个方面鲜明的突出特色。

　　

　　一、漫长的艰苦读书求索路

　　

　　早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一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当时德国的一位元帅，因为有奇勋而受到人们的崇拜。毛泽东以毛奇自诩，同学们也称他为毛奇，意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一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找“大本大源”，最后是为了寻找解放贫苦大众的“真主义”。他的读书结构主要有几个源头。

　　

　　首先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他所具有的深厚的国学功底都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基础。在传统文化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着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亲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第二类是近代以来介绍西方的着作，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卢棱、亚当·斯密等人的着作。阅读这些书后使毛泽东跳出了传统观念的束缚，用新的思维去观察世界，从狭隘的小农封闭状态走向解放开放的思路。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们传播的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着述。第四类就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着作，引领他走向新的天地。

　　

　　毛泽东说过：“我是小学教员、中学教员，绿林大学。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六年，相信他。读资产阶级的书，读七年，学资本主义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信康德二元论。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过书。后来才搞革命。参加了党，只知道要革命，怎么革法不懂。学了十三年，学点文化，反帝以后才知道了解的。”

　　

　　五四运动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首先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人几乎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也是知识分子。这些读书人对各种理论思潮做了认真的比较后，最终选择和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仰，信仰一经确立便立志为之奋斗，英勇不屈干到底。毛泽东这一代开国元勋们就是这样寻找真理，从马列着作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主义”，并身体力行的去践行。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为宣传家和实践家，感到精神上非常“饥渴”，这时他读的书主要是围绕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发掘能够挽救中国革命的理论书籍。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主要是在偏远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常常是无书可读他感到苦闷极了。这与他在建党前后创办文化书社，大革命时期从事“编书”，与宣传革命道理的书籍打交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革命低潮中他急需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于是他给上海的党中央写信，无论如何要给他搞一些书，还开列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可惜当时毛泽东开列的书单没有保存下来，他想读哪些书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出他的急迫心情。在一封信中他还点名要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和瞿秋白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32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两本。毛泽东看完第一本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那些错误。读完第二本后毛泽东接着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并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直到1948年4月毛泽东第三遍看这本书，在封面上写下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从中借鉴不少经验。

　　

　　为了能在革命实践中去疑解惑，做清醒的革命者，毛泽东是多么盼望读到这些有用的书。在马列着作中他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言，鼓舞红军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毛泽东读书的高峰期，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充沛精力去读书，倡导全党兴起读书的热潮。以前在紧张的战斗年月里没有时间写日记，唯独在延安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说：“20年来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实际上这种日记就是读书日记，它记录了哪天读了哪本书，读了多少页。从这本难得的日记看，1938年2、3月间他读了李达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等。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读了他的《乡村运动理论》一书，写了不少批语，还花了好几个晚上同他讨论农民运动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延安时期，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良好的读书学习风气呢？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但此时党内的理论素养准备还不足。解决这个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读书学习澄清思想上的一些糊涂观念。从思想角度上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和理论创新是丰厚的，在《毛选》中有十三篇着作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尤其是确定了此后毛泽东分析问题，看待实践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政治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但这个思想要被全党接受需要一个曲折的过程，光会打仗没有理论创新是不行的。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总是说得头头是道，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背的很熟。但他们的理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总是受到挫折。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实践基础上，在真读真学后，真用到哲学上，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在政治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在文艺上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理论上的创新，使全党上下都很服气，包括王明在中央党校也不得不号召要学习毛泽东。毛泽东也由书生实现了由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转变和跨越。

　　

　　1941年陈云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以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很行。”1943年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毛泽东的地位和思想在党内得到了确认。

　　

　　新中国成立后，读书的条件和环境都改善了，毛泽东却没有放松读书学习，他利用一切时间用“挤”和“钻”的精神，去攻克未知领域的知识，好多回忆录都记述了他刻苦读书的情况。以晚年读文史古籍为例，从1972年开始，他先后开列有86篇作品，让人印成大字本，供中央一些领导人阅读，他自己当然是精读圈画了。这些作品涉及到史传、政论、诗词、曲赋。如果从时间上划分，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着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着作；1974年5月到1975年6月，主要是一些诗词曲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时，与政治、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情感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可以看出心志的勉励和抚慰。晚年毛泽东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了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当读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反映出内心的矛盾和古人发生了共鸣。

　　

　　总之，毛泽东的一生是在读书中渡过的，是在求索中渡过的，是在漫长的读书岁月中，铸造出平凡而又伟大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