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位一体学用结合于一身的先进文化个性

　　

　　生活中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就像一首动人的诗，一支动情的歌，是那般富有歌情和歌意。他编的书、写的书、荐的书、讲的书如一支交响曲，引人注目。

　　

　　编书、写书、荐书、讲书的前提都是读书，只有精读之后才能使人和社会分享出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专家”，这两种身份的组合，必然会引出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把“书”做为动员和宣传的工具，做为理论创新和思想教育的工具。毛泽东坚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动上的选择，对改造现实社会十分重要。毛泽东更清楚为了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必须提倡学习，“授人以渔”。因此，他能根据现实问题，或需要什么精神力量，总是及时开列出一些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甚至在一些会议上亲自印发他选编的着作篇章，有时候还会在会议上讲解一番，这就是他的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早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列77种经史子集给同学们，认为这是国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大革命时期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来又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这个期间他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编了两套书。一套叫《国民运动丛书》毛泽东亲列书目，还聘请了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文学大家沈雁冰（茅盾）作编纂干事。此后又编了一套《农民运动丛刊》计划出版52种，实际上出版了26种。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编的书就更多了。其中重要的是《六大以来》这部党的文献集，成为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高级干部的必读书，效果非常好。这个做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文献编辑事业的先河。改革开放后，中央文献研究室跟踪式地继续编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一直到《十六大以来》，成为辑纳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献系列书。

　　

　　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读了大量文稿，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104篇写了按语。几乎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据逄先知说：“有些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

　　

　　除了编选政治类书外，毛泽东还编过一些看来是闲书的东西给领导干部们阅读。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选编了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一本是《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印发给与会者参考。他说：“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出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意思是让紧张的会议气氛松弛一下，这样思路可能会更开阔一些，思想也能更解放一些。特别是在四川开会让外地干部能了解一下四川的历史现状，以扩展他们的认知范围，增加一些感性知识。

　　

　　1961年，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毛泽东指导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从古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细读之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并修改序文为：“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使这篇序文增加了不少辩证法的内容。

　　

　　毛泽东一生中写了众多着作，出了《毛选》五卷外，还有《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自传》。包括诗词、书法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须知这些作品都是伴随毛泽东紧张战斗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鸿篇巨制，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纪录，也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一生究竟写了多少文章，确切的数字己无法统计全了，在正式出版的毛着中就涉及到人物305人，提到的国名、地名有311个，成语典故351个。（《党史信息报》1998年12月23日）毛泽东自己作词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可以这样说在中外历史上的伟人着作中还没有人超过他。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还有一项常态化的荐书活动。为了倡导和纠正某些不正之风，毛泽东经常有目的地向领导干部推荐一些书，有时私下里也向个人荐书。希望他们能从所荐的书中有所领悟。

　　

　　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晚年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以熟悉京城地区的历史地理地位。

　　

　　毛泽东很器重大将许世友，说他像汉初大将周勃，但他“厚重少文”，文化水平不高，毛泽东向他推荐《红楼梦》。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书5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立即让秘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还没有读完。在许世友的心目中毛泽东让他读《红楼梦》，肯定是有深意的。

　　

　　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王洪文读不懂，就让上海的朱永嘉给他讲。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成为扶不起来的“天子”，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就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有所长进。这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和担心。结果王洪文身居高位，玩物丧志，没有读懂《刘盆子传》，最终变成了现代刘盆子。

　　

　　如果说荐书是希望读者自己领会意图，那么讲书，就是直接向别人宣传毛泽东自己的思想观点。毛泽东的一些着作都是先在讲演中打下的腹稿，然后经过征求意见，讲演后再不断修改完善，最后形成了经典着作。例如《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本本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先在抗大、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讲演后形成的。

　　

　　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要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逐条讲解，进行了一次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意在让干部弄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丢弃的观点，结合实际探讨了商品经济和经济规律。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讲解《明史·海瑞传》和《三国志》里的《郭嘉传》，目的在于提倡领导干部要讲真话、实话，反对浮夸风。订计划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些都为改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起到了警戒作用。

　　

　　1962年1月，毛泽东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史记》中记载的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一意孤行而最终“霸王别姬”，倡导在党内要兴起民主作风，不要搞一言堂。1967年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还针对培养接班人，讲解了《战国策》中的《触詟谏赵太后》一文，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在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的问题上，要注意不能让子女“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虑。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把读书所得，与古人、哲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心灵对话，在未知的空间进行充填，实现了心理上的期待和满足智慧上的愉悦，其中的乐趣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把这看作是崇高事业的一部分来认真对待。

　　

　　读书、编书、写书、荐书、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先进文化个性，从中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底蕴和智慧力量。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徜徉在书海里找到一些伏线痕迹。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创造出的“人间天地”，始终贯穿着一条“书”的红线，在起着“桥”和“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