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辟标记、圈画、批注的读书方法和艺术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因此他能一丝不苟的真心用脑,真读、真学,因而能创造出许多新颖的读书方法和艺术。
徐特立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老师。徐老向学生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时,其中有一条是:“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对这条经验非常赞赏,他认为,这是值得学习的一条治学求知的成功经验。他躬行实践,有所发展。有文字记载:毛泽东读书时,凡是自己的书,总是备好朱墨两色的毛笔,遇到他认为观点正确、文字优美的地方,便密加圈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正合吾意”等眉批。否则,就划杠、打叉,写上“不通”等语。有时先用朱笔圈点,然后又加上墨笔圈点。批语也是常常在自己的批语之上加新的批语。这些批语更多的则是联系中外历史上的先人学说,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进行分析、综合,然后评论、引伸,借以阐述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读书的批注,是他读书里程的真实纪录,也是他读书经验的真实映照,这是毛泽东读书艺术之花盛开时留下的最美的影象。从对《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读书艺术之花盛开的一些实景。《伦理学原理》是19世纪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所着《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一本书。他常同“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相比较,并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仅有10万多字的书面上,就留下他1.2万多字的批语和提纲。“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和提纲,写在书的天地空白以及字行与字行之间;最小的字象七号铅字,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和第五章,共5900多字。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批注者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少部分是对原着简要的赞同语和章节、段的提要。同时,凡原着中比较精辟的地方,总是浓圈密点,甚至圈上加圈、点上加点。”
毛泽东在读此书时,的确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不仅可以看到他写的大量批注,而且还可看到他划的圈点,尤其是可以看到他读书的心得体会等。毛泽东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恩、列、斯的着作以及其它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和不少自然科学书刊。批阅较多的马列着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斯大林选集》等。在这些着作的许多章节的页面上,都留下毛泽东的笔迹。以《资本论》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留下四次批画。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用心阅读了苏联学者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这是他在这一时期中,在阅读的十几种哲学着作中,批注文字最多的一种。龚育之说:“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12000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1000多字。后来,大约在1941年,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批注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有对原着的扼要而情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着观点的批评、引伸,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在这些批语批注中最多的,是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写的心得和研究成果,也有的是提的不同见解。据田松年回忆,毛泽东在读了书中“矛盾的主导方面”的观点后,在上面批上:“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后来,他在自己的《论持久战》中又进一步阐述与发挥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做出了抗日是持久的、必将胜利的结论。同时,在他许多批语中反映的他的重要观点和思想,在他公开发表的哲学着作和其他着作中是没有的或少见的。然而却是从实际出发,十分重要的。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认为:“唯心辩证、唯心形式、唯物形式、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这是他总结哲学史上众多的派别、思想所得出的结论。
《南史·韦睿传》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表彰韦睿这个人,如何豁达大度,古来所无,其在职位,必有政绩。还说他怎样保护下级,怎样与将士们同甘共苦,等等。毛泽东即在这段话旁边作了批语,如“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不贪财”之类的话。在这部传记书的天头上,他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圈,标写着‘梁将韦睿传’五个大字,传记中浓圈密点,批注有二十五处之多。有些批注还加有旁圈、套圈,表达了他对韦睿这位历史人物的心意。从圈划批注看,毛泽东赞扬韦睿会打仗,善于调查研究,赞扬他豁达大度。能团结干部;赞扬他作风好,谦虚朴素,廉洁克己等等。他在批注中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还在“睿巡行围棚”几个字旁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上三个大圈,并批注:“躬自调查研究”六个字。又在“躬自”二字旁边加了旁圈,后来又加了套圈。在“调查研究”四个字旁加了单圈,以示重视,突出重点。强调躬自调查研究的重要。毛泽东读过《智囊》,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给予赞赏,在书中批道:“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还批了一些从中得到启发的话:“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契丹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待机灭敌”等。对此,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直到现在还留有极深的印象。
读书时作标记,是读书作学问的人常用的方法、常有的习惯,也是读书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运用得好,会大大加强读书的效果。当然,这也是读书批注的一种。因此将读书记符号系统化很有必要。纯毛泽东所读过的书上,除了大量的文字批注以外,就作了许多符号,如:△、○、—、×、√、□、二、三、以及许多斜线、顿点和问号。这些,有的是用铅笔划的,有的是用毛笔划的,有的是在铅笔符号上又写上毛笔符号。书上很多空白处,圈点细密,圈旁有圈,杠外有杠。看起来似乎零乱,实则有他内在的规律。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读书刻苦求实的可贵精神,也可领略他的读书艺术之一斑。张贻玖说得好:“从1952年至1976年,毛泽东以风雨春秋二十四载的时光,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看到这部史书被他翻烂了的书页、断了线的装订,读到他写下的大量读书批注和作出的种种浓圈密点等读书标记,毛泽东勤奋读书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眼前,人们怎能不为之深受感动呢!”
在读书小组里边读边议也是批注的一种形式。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石仲泉回忆: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时,毛泽东发表了很多谈话。参加学习的同志将他的谈话以笔记的形式整理出来。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两本:一本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本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纪录稿》。前者按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加了小标题,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章节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石仲泉还说,这两本谈话记录,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过渡问题的艰苦探索,其中既有大量重要的经验,也含有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52页)读这本书时议出了好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
研究毛泽东读书的批注批语,是研究毛泽东读书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始材料。可惜有一些毛泽东的读书批注、批语或笔记在战争年代、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例如,有一部毛批《红楼梦》就至今找不到下落。
毛泽东读书的批注艺术,不仅表现在那些形式多样、多彩多姿的批注符号上,而主要是表现在它丰富的内容和独有的特点上。如读《二十四史》时,他说:《后汉书》写得不错,胜于《前汉书》。《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写得更好些。他不但评价这部书的整体,而且对这部书的局部、某些章节也通过批注作出自己的评价。他还称赞《资治通鉴》写得好,说这部书叙事有法,历史兴衰治乱本末毕具,可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对历史人物,从大量的圈划批注看,“他比较赏识那些耿直刚正,在封建社会里敢于秉理争议、舍身直谏的人物,对这些人的事迹,特别是这些人有分析、有说理、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奏折等,十分重视,反复阅读,多有圈画和批注。对那些着名的武将和他们足智多谋、有声有色的战争场面的记述,他也常常用军事家的眼光予以审度、分析和评注。对一些涉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事例,他很重视联系实际,汲取经验教训。”从他读史留下的笔迹看,他批注最多的是人物传记。如在《史记·陈涉世家》中,他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迹,即作过不少圈画。从圈画的地方看,他“对陈涉、吴广团结群众顽强战斗的作风、蔑视封建统治的叛逆精神和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视的。”他对《赵充国传》中的许多地方都加了旁圈。据查足有19处之多。他还在《陈庆之传》中批注:再读此传,为之神往。足见其心意之浓烈。
毛泽东对《汉书·赵充国传》中的屯田十二条政策十分注意,十二条中逐字加了旁圈的就有十条,毛泽东批注“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就是从《后汉书·陈蹇传》中陈蹇的一段历史故事中得到启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第八条“不虐待俘虏”一条和“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等。我党我军许多重要的工作方法、政策、纪律的源发处、启示点,在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中,往往可以找到,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作战方法,在毛泽东的读书批注中,也往往可以找到呼应或联系,他不但在对原文旁边加上圈点点,而且还加上画龙点睛的话,如“打援”、“军机”之类。
评价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曹景宗即是一例。曹景宗“骁勇善战,立有武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方面都有某些不为人所称道的地方,远非一个完美的人。”毛泽东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既看到了他有功绩、有诗文文采的一面,批注是“景宗亦豪杰哉”,又对其不足的一面没有忽视,批注称:使贪命名诈,梁武有焉。从领导的角度指出梁武帝在使用干部上的失误。《资治通鉴》中有一句“天下善人少,恶人多”的话。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这句话的旁边批注:此古人一贯谬论。给予严厉批驳,标明了自己的观点。在一本《古文辞类纂》的韩通之与崔群书中,韩愈说: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毛泽东仅其意批注:“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突出人物,历来对其持肯定态度者少,持否定态度者多,特别是民间,由于宣传的原因,持否定态度者更多。而毛泽东同多数人的看法是相反的,从他的读书批注中可以看出,他同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同时他也赞同鲁迅先生有关对曹操的看法,特别是他对曹操的诗文尤为赞赏。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这就是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
毛泽东读书做标记、批注、圈画涉及面很广,今人有许多作者编着了这方面的书籍,己正式出版的有《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毛泽东评点中国皇帝》、《毛泽东谈古论今》、《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毛泽东评点国际人物》等,内容十分丰富。
毛泽东读书留下的对人对事的有关大量批注,不但是后人学习他读书艺术的好材料,也是后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教材。同其它所有他的读书批注一样,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长期的读书学习生活中,毛泽东还积累了一整套经验,集中表现在:立志(高尚其理想),修身(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也),奋斗(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杂学(读“禁书”、“杂书”),潜心(闹中求静),择书(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积累(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贵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自学(自修之路),游学(读无字书),三复四温(反复阅读),“挤”和“钻”(抓紧时间),研究学术(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等等,都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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