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发表博文《揭开共和国第一国酒的神秘面纱》、《白酒论战正上演三国演义》、《孰是孰非汾酒茅台》以来，引来争论者不断，先有“雨毛毛”，后有“五林至尊”，现在又有个叫做“渡编蠢意”的发博《要论酒史谁最久，河南杜康拔头筹》，看了以后，觉得很有回驳的必要。
　　
　　渡编蠢意的博文开头就说：9月21日，汾酒在北京开了个会，说汾酒是共和国第一国酒，一石激起千层浪，网上众说纷纭。有幸看到了刘继兴老师的博客，发现现在已经是“三国演义”了，不光是茅台，五粮液也加入其中。刘老师最后的话，我可不爱听，好像我们地方酒都是些小混混，不能和你们这三家抗衡，可是要我说，我们河南杜康酒其实是曹魏，我看五粮液和汾酒和五粮液算的上孙刘，茅台其实根本配不上诸侯。
　　
　　我说这话，不是信口开河，因为要论历史，河南杜康绝对的是老大，汾酒不过1500年，五粮液500年，茅台150年，茅台的前身还是汾酒，所以“三国演义”该是汾酒，杜康和五粮液。
　　
　　杜康，可谓大名鼎鼎，历史上确有其人，有一种说法是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结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是说杜康将未吃完的剩饭，放置在桑园的树洞里，剩饭在洞中发酵后，有芳香的气味传出。这就是酒的作法，并无什么奇异的办法。由一点生活中的偶尔的机会作契机，启发创造发明之灵感，这是很合乎一些发明创造的规律的，这段记载在后世流传，杜康便成了很能够留心周围的小事，并能及时启动创作灵感之发明家了。
　　
　　然而，在古代，杜康只是酒的代名词，以杜康为品牌的酒，历史上很少有记载。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访华，周总理盛宴款待。田中兴至赞叹“天下美酒，惟有杜康”。周总理当即请郭沫若介绍了杜康的渊源和历史，引起了外宾的极大兴趣。后来总理知道这种名酒早已失传，便说：“酒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与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的先人在4000年前便发明了酒，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很了不起。以‘酒祖’杜康命名的酒应视为国宝啊。”周总理提出：应“恢复杜康，为国争光”。
　　
　　后来，河南的杜康故里才开始酿造以杜康为品牌的白酒。好笑的是，竟然出现了持续了30多年的“两伊战争”（伊川杜康和汝阳(古称伊阳)杜康之争）。关于这个纷争，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内，按下不表。
　　
　　现在再来说说汾酒。山西杏花村是我国蒸馏白酒的发源地。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该地区就有了酿酒的习俗，其酿造工艺也沿黄河流域及通商之路逐渐传遍全国。驰名中外的白酒名牌汾酒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不间断传承的历史。而杜康酒早已失传，根本谈不上不间断传承。也就是说，现在的杜康酒的历史短暂得很，不仅比不了汾酒，连历史不长的茅台也比不了。
　　
　　现代汾酒的奠基人杨得龄先生曾带领汾酒勇夺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质大奖（1916年出版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一书和阎锡山时期的督军府历史档案，证实汾酒是唯一荣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白酒类（甲）大奖章的白酒品牌）。1948年6月，汾阳地区全境解放，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历史悠久的汾酒恢复了生产，并担负起共和国国宴用酒重任。
　　
　　1948年6月1日，“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营酿酒企业宣告成成立。杨汉三担任汾酒厂首任厂长，迅速恢复了汾酒生产。为首届全国政协和开国大典准备需要的汾酒，就成为汾酒厂成立伊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1949年6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批示：“要将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汾酒运到北京，摆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宴会上”1949年9月初，为保证这批汾酒在运输途中的安全，汾酒厂工人在警卫班的保护下，经过五天四夜的艰苦努力，分四批把五百余斤汾酒运到了首都。这样杏花村汾酒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款国宴用酒。
　　
　　1951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对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的请示做过一个批示，批示包括：国宴要从简，不能浪费，如果用烈性白酒则用汾酒。
　　
　　汾酒是中国白酒产业的奠基人，是传承中华白酒文化的火炬手，是中国白酒酿造技术的教科书，是见证中国白酒历史发展的活化石；汾酒文化有着诚信天下的名酒风范和儒雅浪漫的人文情怀；汾酒是中国的酒魂。
　　
　　汾酒的历史比杜康酒的多了1500年。杜康酒现在不揣己短，出来和汾酒比历史，估计全国人民都笑了。（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