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上海解放,他还把这件事公开了出来。不过,共产党并未为难程子卿,反而请他参加了几次座谈会,他倒成了一个历史的活见证。 据陈公博不久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 “……不想马上便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兵,2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而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筐,骚扰了足足2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朋友隔开,履行他侦察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中国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家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地搜查。那个中国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是误认为我是日本人,误认为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查。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科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着你们还是有知识、有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陈公博又回忆说: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密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纸罢,连看也不看……” 好一场惊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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