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是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那么“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

　　

　　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

　　

　　1928年2月，中央特科成立后的第三个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无独有偶，国共两党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定名“特务”。

　　

　　这些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中共“特科”的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此前称为“总部”，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武装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秘密无线电通信，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频繁召开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里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共暗中支持成立了一个由宋庆龄任主席的社会团体“中国互济总会”，通过法律程序公开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过路，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国民党在南京成立调查科之初，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于是，国民党侦察中共中央机关的驻沪特务系统，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文，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向法国人提供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不涉政治，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秘密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积极营救李大钊，多次提供情报。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是难以到达中共手中。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五名教员和十五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可以说，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着中共中央情报保卫系统的诞生。

　　

　　总结中共创建的历史，往往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特务”其词，本属中性，然在国人印象中，却含贬义，这是因为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名头太大。共产党在野时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执政后又一度把“抓特务”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任务。

　　

　　不过，定义总是形式上的，实体才是实在的。按目前“分类”，美国的CIA、苏联的克格勃、英国的军情五处、以色列的摩萨德，都属于特务机构或特务组织。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机构，不是国民党组织，而是由共产党创建。号称以弱胜强的中共，其实在秘密工作上始终领先国民党。新近出版的《中国秘密战》，就是一部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纪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