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究竟分歧何在呢？严格说来，赫鲁晓夫即使在秘密报告当中，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开篇即明确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各国共产党就报告未能对斯大林做出总体的科学评价这一点表示出不满之后，苏共中央更是进一步在文章和决议中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他是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各种敌人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分歧，说到底是因为对斯大林错误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有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提到了斯大林的几方面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就是中共历史上也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既然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那么，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过分强调斯大林的残暴，还是对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崇拜，毛泽东都不以为然。从3月31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当中，毛泽东一句没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同意莫斯科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中共中央形式上也强调应当反对个人崇拜，但在悬挂领袖画像的问题上，其他活着的领袖画像都被取掉了，毛泽东却欣然同意自己的画像“挂就挂吧！”

　　

　　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莫斯科所强调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某种分析，整篇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所再三强调的错误“难免论”上，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据此，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话，称“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毫无疑问是基于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不论他犯有多大的错误，也终究不过是些错误而已，并且肯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错误。那么，何以判断犯有如此大错的斯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很明显，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仍旧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才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最大的是非。

　　

　　不过，无论是叫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叫斯大林的暴行，这里面最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和困惑的，也正是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阶级独裁的方式巩固政权，本来就备受崇尚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各国舆论的攻击。赫鲁晓夫等人极力把斯大林的错误同个人崇拜现象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们会由此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去，生怕人们会提出质问：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你们不仅不能纠正这些残暴行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澜？

　　

　　秘密报告泄露后，苏联党并未能逃脱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就连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批评赫鲁晓夫不应仅仅用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点来解释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民主的“退化”，得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响应。那意思是说，列宁在世时和苏联建国初期，其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民主的，斯大林独裁之后，苏联的民主明显地“退化”了。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超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词未必能确切地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代表们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票。但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随后大部分均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五万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人数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100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人，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管的200多万人。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记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的“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什么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的说法也不能说得清楚。因为，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些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是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的。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地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国家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增加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些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的必要性，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甚至就连“退化”这样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维埃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它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使得任何反对他的行为成为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文章摘自《革命贰》，作者杨奎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