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是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俄国和前苏联历史上名人的归宿地，他们受到络绎不绝来此光顾的人们的瞻仰和悼念。但这里也孤独地躺着一位中国人。他，曾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上“显赫一时”。但如今已差不多为人们所淡忘，难得有人到他的墓前光顾，陪伴他的只有冷清和寂寞。他就是王明，即陈绍禹。

　　

　　王明与其家人

　　

　　王明一家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只有半文盲的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但王明母亲喻幼华娘家也可以称为革命家庭。王明外祖父喻康候，号焕堂，是位前清秀才，一直在私塾任教。王明的舅舅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六安六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产党员，是六安六区游击队副队长。他俩于1930年五六月间分别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受尽酷刑，但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王明的两位母亲

　　

　　王明的母亲喻幼华1930年病逝。1930年春，国民党部队进占金家寨，王明父母和弟妹跟随红军撤退，不幸其母喻幼华得重病。后红军打退敌军，全家重返金家寨。其母喻幼华闻讯两个弟弟被敌军惨杀，病情加重，只得用担架抬回金家寨。半夜时分，才回到家中，可惜家中被敌军破坏无遗，喻幼华想喝点糖水而不可得，从而休克致死，时年50岁。

　　

　　喻幼华的逝世给年过半百的陈聘之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由此又为王明引来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叫黄莲肪，比陈聘之小十多岁，她是河南省商城县双河村人。黄莲肪小时在商城某地主家里当丫头，长大后嫁给一位屠夫，她与屠夫结合多年，但无子女。丈夫病逝后，无依无靠，流落金家寨，后来与陈聘之结婚，成了王明继母。王明的继母劳动一生，为人老实，心宽体壮，无文化，对王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王明自1925年后再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38年在武汉才与继母黄莲肪见面。

　　

　　王明搬到北京后，住在东黄城根骑河楼孟公府2号。这是一套四合院，庭院宽敞，环境幽静。王明有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女儿王芳妮，是1932年1月18日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出生的。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不会中文，从未回过祖国，她的俄文名字叫季米特洛娃?法尼娘?格奥尔基拓夫娜。

　　

　　1937年11月，王明、孟庆树夫妇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大女儿王芳妮，而是交给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唯一儿子已经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这位着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抚养。据说，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苏联飞行员。1985年1月27日，王芳妮病逝，死后与生母孟庆树合葬一起，时年53岁。

　　

　　王明的大儿子王丹芝和二儿子王丹丁，分别于1939年和1945年在延安出生。孟庆树对这两个孩子非常溺爱，一直把他们留在家里，没让他们去读小学。王丹芝长大后直接进入初中学习，但不久即跟父母去了苏联。

　　

　　王明的岳父母孟募州夫妇从延安到北京一直与王明、孟庆树生活在一起。王明1937年底回到延安后，就把岳父母接到延安共同生活，后来接到北京一起住。孟庆树的弟弟孟侃解放后也调到北京工作。但他父母并没有与他一起过，而是与女儿孟庆树、女婿王明共同生活。孟侃的女儿孟雅与继母不和，也一直住在王明家里。孟雅当时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

　　

　　王明的父亲陈聘之以教书为生。他共招收了19个七八岁的学生，不收学费，由学生送交点粮食维持生活。王明一直挂念着父母。1950年，他给时任湖北省政府公安厅厅长的远房弟弟陈一新写信，请他帮助把自己父亲陈骋之、继母黄莲舫接来北京。陈一新接信后就派了两名卫兵去金寨县，把陈骋之和黄莲舫接到武汉，在武汉过完年后，又把他们送到北京王明处的妹妹陈觉民、妹夫汪惠生、外甥女汪向荣，未—京，仍留在金寨老家。

　　

　　赴苏治病

　　

　　1955年初，王明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们送到机场。王明去苏联以后，秘书田书元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王明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此后到去世为止，王明再没有回过国。

　　

　　“文革”期间的王明及其家人

　　

　　王明当时被认为是已定性的“死老虎”，而且他又不在国内，所以仅仅是在一些报刊上受点文字批评而已，但王明在国内的亲属却难以避免受到牵连。王明后来了解到有的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王明后来撰文说：“‘文化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懈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苏联学习，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的斗争，因此在‘文化革命’初期，北京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对她进行攻击。

　　

　　1957年5月，陈聘之病故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坟前有“子，陈绍禹、陈绍伟，女，陈映民，立”的碑文。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有的批判文章说：“王明是地主家庭。”因此，红卫兵在“横扫四旧”时，就冲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见到这里有王明父亲的坟墓，在一片“砸掉王明狗父亲的坟墓”的怒吼声中，砸碎了墓碑，掘了坟墓。陈聘之的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三段，碑座和碑身被砸开，碑身又被砸成一大一小两块。

　　

　　从1979年到1980年，政府拨款修复了陈聘之的墓，但由于联系不到王明的亲属，所以一直未立墓碑。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关照过王明家的三位老人。三位老人中，第一个是王明继母黄莲舫。黄莲肪是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两位同志，亲自护送回安徽金寨县梅山镇，还给了八九百元钱。金寨县政府接收了黄莲肪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并拨给她一间房子居住，医药费用也全部可以报销。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年代，能得到黄莲肪这样待遇的，实属幸运。

　　

　　而王明的岳父母、弟弟、妹妹们则都受到株连，结局比黄莲舫差得多。

　　

　　王明岳父母孟募州夫妇，在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也离开了孟公府2号，搬到儿子孟侃家。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1969年第一号令发布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的孟侃被下放到干校，只剩下孟募州孤身一人，生活艰辛，不幸病逝。

　　

　　王明的弟弟甘宁（陈绍炜），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酷刑，几乎丧命。

　　

　　王明妹妹王营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不幸，每当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总是泪流满面。“文革”结束后，陈映民（王营）也得以平反昭雪，值得庆幸的是，她丢失多年的儿子吕美成，最终也被找到。1983年，陈映民从重庆市水产公司离休，晚年生活相对美满。

　　

　　进入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入膏盲。长期患有的肝胆肠胃病和心脏病时常发作，在写完《中共五十年》后的第四天。王明就病逝于莫斯科。享年70岁。

　　

　　王明去世后，苏联政府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着名的“新圣母公墓”。《真理报》、《远东问题》等报刊发表了悼念文章，给予了他高度评价。王明逝世后，孟庆树在为《中共五十年》中写的《跋》中表示：“在这里特别要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的友谊和支持。”

　　

　　1983年9月5日，孟庆树病逝于莫斯科。王明和孟庆树的两个儿子仍留在莫斯科，他们都加入了苏联国籍。大儿子王丹芝，学的专业是计算机，毕业后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娶了一位苏联姑娘。

　　

　　二儿子王丹丁，大学毕业后，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

　　

　　在前苏联时期王明一家入了苏联籍，由俄共中央直接补贴生活，贵族极了。前苏联解体后特权被废除，王丹丁不得不下了海。

　　

　　王丹丁，今年62岁却一直没有结婚。1998年，受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大师的委托，成为少林寺在俄罗斯的代表。并曾几次到访过少林寺和中国，与幼时的一些领导人子女恢复了往来。王丹丁和老爹相反，他认为毛泽东还是一位伟人，他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王丹丁承认老爹王明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只是个好父亲。

　　

　　王丹丁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公司，主要从事中医推广和文化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