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大 有重要影响，但没纠正“文化大革命” 错误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遗憾的是，这次代表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人物。随后，在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大是这样评价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尽管如此，十一大仍然是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十大 最后一次参加党代会，毛泽东坐着目送代表退场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给已经78岁高龄的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尽管头脑仍然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撑，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1971年快入冬时，他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有影响心脏。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冒着严寒出席追悼会，其后，其病情急遽变化。一个月后，毛泽东突发休克，经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这次重病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毛泽东重病的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1972年的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 1973年8月24日晚，党的十大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就是在这种不太好的身体状况下参加大会的。 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周恩来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周恩来作报告和请王洪文讲话。 当周恩来读到报告中的“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哎，不错。”当周恩来读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时，毛泽东说：“对。”周恩来、王洪文讲完话，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到此为止，散会！”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过这样的回忆：“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王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做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 事实上，毛泽东再站起来是很困难的了。但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毛泽东身体的真实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此时，周恩来对代表们说：“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于是，毛泽东显出笑容，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待到会议落下帷幕。 九大 除毛泽东外唯一全票当选中央委员的农民 党的九大选举中，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势力却大大增长。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两个人得了全票。一个自然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河北工人王白旦。此人在政治上的崛起颇具传奇色彩。他于1935年出生于太行山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党的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中意的人选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王白旦因此就成了党的九大的代表。 作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被选上中共中央委员，也都没有刻意把他的名字划掉，而他自己也不懂得谦虚，选了自己，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共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 当大会宣布王白旦一全票当选时，全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作为“副统帅”的林彪比他还差两票呢。 要当中央委员了，王白旦的名字成了问题。据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某个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 时任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当时号称老夫子，他略加思考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次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正式公布，“王白早”名列其中。 九大 毛泽东如何看待个人崇拜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从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 1964年苏联的赫鲁晓夫遭遇“克里姆林宫政变”被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当林彪搞个人崇拜活动发展到极致，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毛泽东欣赏个人崇拜，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神。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毛泽东甚至感到自己不得已而为之，有被人利用的感觉。他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他还指示中宣部负责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多次要求降低颂扬他的调子。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对于个人崇拜，毛泽东有时是欢迎的，有时也表示“讨嫌”。 九大 毛泽东突然提名要林彪当主席团主席，自己当副主席 九大开幕那天，毛泽东身着一身整齐的中山服装，精神很好，仍旧乘坐那辆苏制的大吉斯保险车，出中南海西门直驶人民大会堂西南门。 4月的北京，不冷不热，树木花草已长出新绿，这是北京一年之中最好季节之一。毛泽东下车后直接进入118厅准备开会。118厅位于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舞台的一侧，它的进出口在西南小院，车辆往来较为方便。这里的厅室宽敞朴素且适用，附近还有几间小屋，作附属用房也很方便。“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多次在这里小住，会见客人，甚至一些小型会议也在这里举行。 毛泽东从118厅出来，从南侧进入主席台正中，其他前排就座成员包括林彪、周恩来等也分别入座，自然还是林彪在毛泽东左边，周恩来在毛泽东右边。全体代表起立，掌声大震。 在掌声平息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时掌声再起。按程序，大会要通过主席团名单，然后推举大会主席。就在这时，发生了一场大家意想不到的小风波。 毛泽东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吃了一惊，马上慌张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仍然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大家说好不好？”林彪更急了，连连向会场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举手。”全场立即齐刷刷地举起手来。这时，毛泽东才同意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包括现场的人，也包括今天的笔者，至今仍没有弄明白。也许，毛泽东确实不乐意做主席团主席这种事务性工作，也许他就是无意那么一说。总之，这是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谜。 八大 邓小平为什么不愿意当总书记 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不设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的核心领导机构为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时人称之为“五大书记。” 1956年党的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开始分开。书记处逐渐变为现在为人所了解的机构。八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书记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委员消息更灵通。因此，书记处的权力一时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它对一般日常事务具有较大决定权，同时也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在很多重要事务上提供咨询、报告，其权力或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重要和巨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开始不愿当总书记。当时，酝酿党的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总书记，怕不顺。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邓小平之所说“不顺”，一是和刘少奇不顺。刘是副主席、党的接班人。另一个是和周恩来不顺。邓小平之所以说“不行”，是因为刘少奇与周恩来同岁，比邓小平大6岁，他们党龄、资历、威望都在邓小平之上。毛泽东则做了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们的工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了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邓小平插话：“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解释：“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很多事情办错了，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最终，党的八大选出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52岁，和毛泽东在开七大时的年龄一样。对此，邓小平曾回忆：“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7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 八大 党章没提毛泽东思想 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到了八大，包括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内的文件中，都没有再出现“毛泽东思想”想法。 对于这个问题，境外出版的某些书中有一种说法，说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中央压制毛泽东，“要他交出权力”。事实上，并不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擅作主张删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恰恰相反，是根据毛泽东本人多次提议而决定的。 毛泽东曾说：“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1953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一处是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另一处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专门下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的草稿时，亲笔加写一段话：“写文章做演讲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着作’等字样。” 此外，据胡乔木讲，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他回忆说，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中共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是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1956年八大也不再提毛泽东思想。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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