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这纯属猜测。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个话，严重刺激了毛泽东。毛历来最重视军队，所以毛后来批彭的时候讲：“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后来毛批彭的时候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彭的罪名就升级为“篡党夺权”了。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但毛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的事情。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曾希圣失望地说：“这样我们就没法子谈了。”彭也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吧。” 曾希圣提的三个问题，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毛之命来对彭做最后的争取。但是彭丝毫不给面子，对三个问题一概否认，就使毛认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决心，在7月23日大会上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并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彭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屈服。毛泽东此后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对彭进行批判。话题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内容，而是清算历史老账，表明彭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的。彭有口难辩，窝了一肚子火，在笔记中写道：“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观后效。”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信送到毛的住处，毛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没有插话的机会。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个批示发到了全党。 但是两天之后，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上来就说：“同志们，我说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毛严厉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文革”中，毛还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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