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革之前曾支持戚本禹对李秀成口诛笔伐，并对李秀成盖棺论定。最高领袖为何对当时的一个小人物的文章感兴趣，且亲自指示？其中的玄奥当时好多人看不明白，原来批李秀成是影射彭德怀。
　　
　　1963年，后来的文革红人、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给李秀成扣了一顶叛徒的帽子。戚文开宗明义：《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由此判定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叛徒。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尤其是近代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事有凑巧，几乎是在戚文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充分肯定一出正在排演的名为《李秀成》的话剧，赞扬李秀成“忠勇”。周扬自然不能同意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的“叛徒”之说了，于是指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戚文。于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大多数与会者不认同戚文，认为不能简单化地判定李秀成为叛徒，应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尤以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发言最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你批现代修正主义，要从近代史上找这样一个例子，是完全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翦老还讲了忠王府的来龙去脉，说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园，原来就是富丽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丽堂皇的。
　　
　　周扬遂建议发一个内部通知，要求各地不转载戚文，并让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人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面对学术界一片反对的声音，尤其是来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否定，对戚本禹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他已经乱了阵脚，准备改弦易辙、认错检讨。谁知就在此时，这一事件出现戏剧性逆转：江青代表毛泽东约见了戚本禹。
　　
　　江青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写完以后可以请教康生主持的钓鱼台写作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
　　
　　后来传出毛泽东的十六字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这批示究竟是写在刊有戚文的《历史研究》上，还是批在《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上，无以考证。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文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竟未入编。但从批示的文字风格来看，绝对不像江青在假传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有此最高指示，李秀成自然是在劫难逃了。中宣部随即发出通知：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很快只有一种声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铁案。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才又重新开始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还原历史之真相。不少学者坚持说《李秀成自述》是被曾国藩篡改删削了，有的人干脆说《自述》是曾国藩伪造的。
　　
　　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后，兴奋不已的戚本禹重整旗鼓，于1964年三四月间写出续篇《怎样看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仍发表于该年《历史研究》第4期上。如果说《评〈李秀成自述〉》虽有简单片面乃至盛气凌人的毛病，但总体上仍属于学术讨论的性质，那么续篇就只是蛮横武断的政治裁决——国际上从伯恩斯坦、考茨基，一直到“现代修正主义”，国内则从汪精卫、蒋介石，一直到“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集中批判“叛徒”李秀成的“晚节不终”。
　　
　　“文革”以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人员曾到秦城监狱专门就这一问题问过戚本禹，戚本禹承认当年猛批李秀成是影射彭德怀，认为彭德怀庐山会议反对毛泽东是晚节不终。戚还透露了毛泽东当年的重要指示：要保持晚节，晚节不好，一笔勾销。
　　
　　彭德怀访问苏联，赫鲁晓夫要他回去搞掉毛泽东——一位随同访问中将向毛泽东汇报的。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魏延的骨（反）头，冯玉祥的为人，朱可夫的党性。刘少奇在62年七千人的大会上说：其他人的反可以平，彭德怀的反不能平。
　　
　　历史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特色。李秀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身后的毁誉，竟然和彭德怀能扯上关系，这也是历史的黑色幽默之一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