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事件

　　灭北凉后，拓跋焘亲见北凉府库珍宝无数、士民殷富，对崔浩的非凡识见更是信服。

　　崔浩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多次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无论是在平定北方诸国还是对南朝作战中，其谋略都对北魏军队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崔浩出身北朝第一高门望族清河崔氏，长相如美貌妇人，文韬武略，常以张良自比，官至司徒，位列三公。拓跋焘对其言听计从。崔浩笃信道教，劝说太武帝灭佛。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至北魏广为传播，上至太子，下至百姓，信徒无数。佛教僧侣无限量的增加，兵役徭役人口日益流失，对北魏的皇权统治构成威胁。拓跋焘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淫乱妇女，于是下了“灭佛诏”，焚经毁像，杀戮僧侣。虽矫枉过正，多为后世所非。但这场灭佛举动在短时间内确实对巩固北魏皇权、阻止谶纬邪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太武帝拓跋焘因此名列灭佛帝王“三武一宗”的首位。但崔浩此举却得罪了大批信奉佛教的鲜卑贵族。

　　最终为崔浩惹下杀身灭族惨祸的却是《国记》事件。崔浩负责主编北魏国史《国记》，其直书鲜卑源起，“备而不典”，对北魏皇族的老祖先多有不敬，又涉及北魏王朝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加之崔浩名士文人、轻狂喜功，铭刻《国记》于石碑之上，竖立道旁供人浏览，希望能流传千古。鲜卑贵族以及嫉恨崔浩的大臣纷纷上疏告发崔浩借修国史“暴扬国恶”。而晚年拓跋焘，酗酒成性、喜怒无常，简直丧心病狂。盛怒之下，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等北方望族。临刑之前，崔浩被囚于木笼内，数十兵士在台上嗷嗷大叫着向他头上小便，如此功臣，如此污辱，为几千年文士功臣所未有之惨遇。

　　崔浩事件是北魏王朝前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崔浩问题也最能反映北魏王朝前期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的斗争情形。因此后世史家，无不对崔浩事件倍加关注。后世论崔浩之死，或从民族方面提出华夷之争，或从宗教方面提出佛道之争，均失之表面。从个人处世态度方面看，崔浩因长期受宠于北魏皇室而得意忘形，四处树敌、屡触禁忌，虽自比张良，却乏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道家式远见。

　　其深层原因应在于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士族门阀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阶层利益的冲突。对鲜卑贵族而言，崔浩所理想的出身与才能相结合，而出身又以家族的学术地位为标准的高官与儒学相关联的贵族政治如若建立，则标志着鲜卑统治阶层建立于血统基础上的贵族政治理想的破灭。浅层次表现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突，深层次则是贵族将为汉化新贵族所替代的矛盾。正是这种潜意识里的恐惧使鲜卑贵族极力拒绝汉化，借崔浩主编《国记》“备而不典”之过，将北方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杀绝了。而对“备而不典”的看重与指责恰恰说明鲜卑贵族已经沾染了汉人士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不自觉地走上汉化之路，毕竟，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时，已无任何阻力能左右改革洪流滚滚前进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