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日本着名的东京大学驹场校区内有一个绿树环抱的“矢内原公园”，据说这是为了纪念第16任东京大学校长、着名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而建造的。闲暇之际，我会进去转一转，坐一坐，看看那绿荫深处手捧书本的青年学子，想一想那位不畏权势保持人格一生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精英——矢内原忠雄。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东京大学，当年曾叫“东京帝国大学”。而出生于医生家庭的矢内原忠雄与东京大学的缘分也应该从进入当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读书开始，而接替《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殖民经济学助教是其研究生涯的里程碑，之后虽历经波折，仍然能够保持一位学者应有的品格，在举国癫狂的殖民梦魇中厉声疾呼，甚至不惜辞职也要坚持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保持自己发声的权利。

　　

　　这个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7月18日到8月2日，19岁的矢内原忠雄与23人一起参加“第一高等学校兴风会主催旅行团”，第一次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走访了大连、旅顺、营口、辽阳、哈尔滨。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城头改变大王旗”的辛亥革命刚刚结束，取代了清王朝的中华民国政权以崭新的姿态仰首傲立，在日本则是明治天皇病逝切入大正王朝的时期。回到日本以后，矢内原忠雄写出了《满洲旅行记》，分27次在家乡的《爱媛新报》上连载。在这些尚显稚嫩的游记里面，矢内原忠雄一方面记述了日本人在当地“对中国人进行动物性的诬蔑”，“把软弱的中国人从头到尾当作傻瓜”，日本人如果不改变这种“根性”，“政府无论采取如何优秀的殖民方针，都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矢内原忠雄也表现出了日本人的一种优越感，认为日本人如果不能把中国东北人当作友人的话，至少要把他们当作“弟弟”的。可以说，这是矢内原忠雄“中国观”初现端倪。

　　

　　或许，这次的中国之行刺激了年轻的矢内原忠雄；或许，矢内原忠雄对中国的兴趣从此开始。1920年10月21日到25日，在前往英国留学的途中。矢内原忠雄第二次走访了中国，在上海、苏州逗留了4天。这期间，他在仅有几篇日记中，记述了苏州“东洋堂”中日货遭到排斥的情况，反思为什么日本人不像许多欧美人那样久居中国，而只是住上三四年就回国。后世学者认为，当年矢内原忠雄所见的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以及对日本人居住中国的思考，也影响了他日后的“中国观”。

　　

　　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不仅震停了日本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也震断了日本飞向文明民主天空的翅膀。在随后的十年里，受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日本的出口额大幅下降，北部地区又接连出现了农业歉收的现象，使普通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于，参加葬礼的人拿不出礼金只能打白条变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自己家里遭受灾害，不是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反而觊觎邻居仓库里的鸡蛋，幻想蛋生鸡鸡生蛋，做着空手套白狼的白日梦，这就是出兵满洲的野心勃勃的军部给日本民众勾画出的海市蜃楼。1924年9月30日到10月29日，矢内原忠雄又一次受校方之命，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调查旅行，其间10月19日到25日期间走访了中国的沈阳、抚顺、大连。这也是矢内原忠雄第三次访问中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次，矢内原忠雄没有写下任何中国观感。是另有任务？还是真言难语？这已经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1929年岩波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是矢内原忠雄最有代表性的着作之一，他在书中明确反对日本政府对台湾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他留学英国时曾深入研究英国殖民政策，凭着原始的基督徒的思想，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同发展的理想的殖民模式。

　　

　　同时，矢内原忠雄清醒的认识到，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自掘坟墓，并且预言日军在行为将激起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反抗，最终触发自我毁灭的程序，无可挽回。矢内原忠雄在1932年4月的《改造》杂志撰文，谴责了日军在中国东北的行为，并且使用了“自我失败”来形容这一系列行为。

　　

　　1932年8月26日至9月21日，矢内原忠雄第四次走访中国。说起来，1932年2月，日本的关东军特务部就邀请矢内原忠雄到“满洲”出差，一向远离军人政治的他立即回电报拒绝了。到了3月，伪“满洲国”政权成立。矢内原忠雄受校方之命，不久就到中国进行“调查旅行”，走访了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在这个期间，矢内原忠雄乘坐的列车遭到了“匪贼”的袭击，日后他在《满洲问题》一书中作过详细的描述。最为难得可贵的是，他由此认识到所谓独立的“满洲国”实际上是帝国性膨胀的日本的“对立物”。

　　

　　清醒者的呐喊却未能警醒驱使日本这辆载满炸药的战车狂躁前行的军部狂徒和被蒙蔽头脑期翼窃取邻国财富和资源来充实自己的无知民众，矢内原忠雄收到来自政府和民众双重的反对声。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军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华腹地，开始了对华夏大地长达八年肆无忌惮的骚扰。1937年8月，矢内原忠雄不惜“以骨头做笔，以血汗做墨水”给《中央公论》月刊投稿，其题目为《国家的理想》。在这篇文章里面，矢内原忠雄从哲学和宗教的视点出发，隐含地批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国家精神总动员等，指出这是“违反国家的理想和国际正义的。”这篇文章在当年《中央公论》第9期上刊登后，立即遭到禁止发行处分。10月，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土方成美专门召开了经济学系教授会议，集中炮轰矢内原忠雄所主张的“国家的理想”。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学习会”，也不是一个冷峻的“批斗会”，而是一个对矢内原忠雄的“驱赶会”。12月1日，坚持日本“自我失败”观点的矢内原忠雄因为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迫于官方压力，不得不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殖民学的执教工作。在辞职告别讲演中，他在台上疾声大喊：“为要活出日本的理想，请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吧”。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矢内原忠雄事件”。

　　

　　就在矢内原忠雄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不久，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进行了了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事件。1939年11月26日，在骏河台女子基督教青年会讲演时，矢内原忠雄激情讲道：“不久前到我们基督教徒大会上来致词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是南京事件的最高指挥官。南京陷落时，他极大地冒犯了美国兴建的基督教女校——金陵文理女子学院。此事被报道后，给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反日情绪火上浇油。对于这件事情，如果基督教徒大会的主办方不知道的话，那就是严重的工作失职，如果知道和默许的话，那简直就是厚颜无耻了。这个事件的责任者，应该跪在基督教会前谢罪。基督教徒大会应该以日本基督教徒们的名义要求他谢罪。但是，当时大会全体起立欢迎松井石根，这不是倒行逆施吗？而且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还是以基督教徒大会的名义举行，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无耻到家了。”这是日本知识分子在“南京大屠杀”后发出的愤怒谴责的第一声！

　　

　　矢内原忠雄没有停止思考。1942年7月4日到8月11日，应昔日学生的邀请，矢内原忠雄第五次走访中国，到了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抚顺、天津、北京。这一次回国以后，矢内原忠雄在《嘉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满支旅行日记》的游记。这个时候，他在文章已经不能具体讲述国名、事件、日期了，他只能持续地讲解“国家的理想”，只能把日本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不指名地称为“国家的罪恶”。

　　

　　在矢内原忠雄离开后，东京帝国大学里一些对局势有正确认识的清醒的教授也发表了言论，抗议30年代施行的“极权政治”和“二二六”事变的疯狂，法务省以“散步危险思想”为罪名对他们提起控诉。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军部的嘶吼疯狂而肆虐，一群疯子逼走了仅存的明白人。然而，残暴的压迫终将激起更大力量的反击，一群被帝国主义殖民梦魇烧昏头脑的疯子，不知道正是他们一步步将日本推向灾难的断崖。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这一年11月，矢内原忠雄重新回到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其后担任社科研究所所长；1951年，作为南原繁的后任，他被选为东京大学校长，连任两期直到1957年。1961年他因患胃癌去世，享年68岁。今天，东京大学仍然已有矢内原忠雄作为该校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