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维特兰娜：父亲斯大林毁了我的一生

　　1967年3月6日，无疑是斯维特兰娜一生中极富戏剧性的一个转折点，这位苏联前铁腕领导人斯大林唯一的女儿，在这天通过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辗转“叛逃”美国，一时轰动世界。为此她与自己留在苏联的一双儿女阻隔了17年，直至1985年才重返祖国。

　　

　　她早早便总结自己的一生：“我这一生太沉重了，沉重得不堪倾诉，更不堪活下去。”她的一生，比小说和电影无疑更跌宕起伏，但传奇的结尾却充满孤独与荒凉：斯维特兰娜于2011年11月22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因结肠癌去世，终年85岁。临终时没有子女在她身边，一星期后，她的死讯被女儿奥尔加通过邮件向媒体公布。

　　

　　斯大林的宠爱渐渐成为枷索

　　

　　在斯大林的三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斯大林的书信中，他只对女儿才使用亲昵的称呼。1926年2月28日，斯维特兰娜降临人间，父亲斯大林已经47岁了，他格外用心地为她取了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斯维特兰娜，意思是“光影”，源于一首俄罗斯浪漫主义诗歌。要知道那时候苏联干部的子女不是叫“奥克佳布里”（十月革命），就是“玛佳”（五一劳动节）。一时之间，苏联数千名新生儿都因之起名为斯维特兰娜。

　　

　　斯大林经常抚摸、亲吻、赞赏女儿，亲切地呼唤她为“小麻雀”，但不是一切都像童话那样完美无缺。1932年，斯维特兰娜的母亲、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在一次晚宴后，回到自己房间，朝头部开枪自杀。原因众说纷纭，已然成谜，最后斯大林下令严厉封锁一切相关档案，党内的公开说法是娜杰日达患有“精神病”。6岁的斯维特兰娜被告知母亲死于急性腹膜炎，那时她对死亡还一无所知。10年之后，斯维特兰娜在学习英语时，从一份外国报纸上才得知母亲死于非命。

　　

　　妻子死后，斯大林对女儿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他甚至称女儿为“女主人”，并吩咐她给自己发命令，例如：“我的第一秘书斯大林同志。命令你允许我和你一道去看电影或者看戏。女主人谢坦卡（斯维特兰娜的昵称）”—这是斯维特兰娜儿时常常玩的游戏。但随着她渐渐长大，这种强烈的爱更像是令人窒息的绳索，父女代际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在后来的第三本自传《遥远的乐声》中，斯维特兰娜回忆：10岁时，斯大林让她读《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可她认为这本书非常无聊，让父亲很是生气。“23岁上大学时被拉进党组织，党史考试却不及格，这使得学校的党组织大为尴尬。我总是和着自己个人主义的乐声，踏着另一种节拍前进”。

　　

　　在个人生活上，斯大林也古怪地对女儿的衣着横加干涉，如同过去对妻子一样。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裙子的腰部要宽大，要像睡裙一样宽松；穿短裙或穿短袖毛衣，都是犯禁的，因为他不喜欢别人看见女儿的胳膊和膝盖。当斯维特兰娜从少先队夏令营给父亲寄来一张身穿短裙的照片时，斯大林勃然大怒，用红铅笔在照片上画了个大叉，又在背面写道：妓女！”并派飞机寄回。

　　

　　被父亲毁掉的初恋与两次婚姻

　　

　　等到1943年斯维特兰娜读莫斯科大学，她选择专业也无法顺遂自己的心愿：喜欢文学的她，在父亲的命令下改学历史。毕业后，斯维特兰娜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成为教授苏联文学和英语的老师，之后还曾做过文学翻译。

　　

　　同时，她的初恋也受到父亲的强力干涉。1942年底，16岁的斯维特兰娜在一次聚会上，结识并迷上了40多岁的电影导演阿列克谢·卡普勒。斯大林讨厌他的犹太人血统，而且认为这个莫斯科着名的“情场高手”惟一的本领就是擅长勾引女青年，当着女儿的面，斯大林把卡普勒写给她的情书、照片、小说文稿、新剧本统统撕掉。卡普勒也为这场恋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后被强制关押了10年，直至斯大林去世后才被放出来。

　　

　　1944年，斯维特兰娜再次爱上一个犹太人。这次她果断地先斩后奏，跟曾经的大学同学格利戈里·莫洛索夫迅速结婚。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对此的回应是：“是的，春天来了，见你的鬼，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1945年斯维特兰娜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约瑟夫。但1947年两人还是分手了。离婚后，莫洛索夫很快被单位开除，父亲也遭到清洗，据说仅仅是念在他是自己外孙的父亲的分上，斯大林才没置他于死地。

　　

　　1948年，斯维特兰娜再次结婚，丈夫是当时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两个“官二代”联姻，婚礼极为盛大。“（我们）婚前甚至没有约会过。当时父亲年事已高，我不能总是违背他的旨意。”婚后第二年，女儿卡佳出生，但这桩格外“门当户对”而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不久就破裂了，1952年两人离婚。“父亲对此极其不满，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明白，我总是做那些他不喜欢的事。”斯大林当时已身患重病，无力干涉太多，不过父女间的不愉快还是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曾在回忆录中记下，1952年的新年晚会上，斯大林扯着女儿的头发强迫她跳舞。

　　

　　1953年3月2日，几个月都没见到父亲的斯维特兰娜，在社会科学院的法语课上被带走，带到当天凌晨中风的父亲的软榻前，他已经无法说话了。3天后，斯大林死了。斯维特兰娜后来写道：“我感觉自己从来不曾是个好女儿，从来没有给这个孤独的灵魂、这个年迈的被世人拒绝的病人以任何帮助……”“曾经27年，我是父亲在精神上走向毁灭的见证人，我亲眼目睹了人们逐渐离他而去。慢慢地，他变成了一尊阴沉的塑像。”

　　

　　斯大林去世后，斯维特兰娜仍享有父亲生前给予的待遇，比如公车和别墅。但反对斯大林的运动不久便开始了，1957年斯维特兰娜将名字改为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从母亲的姓氏；同年，她向政府提出收回对自己的一切特惠待遇。

　　

　　出逃美国，公开谴责斯大林

　　

　　1963年10月，斯维特兰娜与来莫斯科治病的印度共产党员布里杰什·辛格相识，两人一见钟情。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柯西金反对她嫁给一个外国人。在反复的拉锯战中，1966年辛格因肺结核离开了人世，他们终没能得到一张合法的结婚证书。斯维特兰娜随后表示希望能到爱人的故乡去，将他的骨灰洒向恒河。经过漫长的等待，柯西金终于同意了她的出国申请。

　　

　　把辛格的骨灰撒到恒河后，斯维特兰娜躲开苏联克格勃方面的跟踪，在1967年3月6日—原定回苏联的前一天，她跟谁也没打招呼径直走进了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一开始，使馆工作人员还以为这是个玩笑。美苏关系其时正逐渐转好，政府也担心贸然接纳她是否会损害外交关系，但最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还是决定将她接到美国，不过要求一切低调。美国中央情报局马上派员到印度接应，斯维特兰娜经意大利转道瑞士，住了6星期后抵达纽约。上飞机前，斯维特兰娜最后一次答复：不后悔。

　　

　　据有的资料显示，当时苏联克格勃曾一度对斯维特兰娜动过杀机。斯大林的女儿要到美国寻求保护，这一爆炸性新闻无疑具有太多象征意味的解读。柯西金回敬她是一个“有病的人”，赫鲁晓夫认为“她向苏联制度的敌人提供了笑柄”，世界各国媒体争相报道，把这看成是“红色公主”对自己父亲和国家的背叛。

　　

　　至于出逃的原因，斯维特兰娜谈及寥寥，在自传中也仅只言片语地提到，部分原因是认为当局虐待了辛格。此外，“当时有一些人去了美国，我想效仿他们”(赫鲁晓夫下台后，他的儿子也去了美国)。1967年4月，斯维特兰娜抵达纽约，她随后举行媒体发布会，宣布永远不会再回苏联，并高调地发表一系列演说，公开谴责苏联当局。她指责父亲斯大林是“道德和精神的恶魔”，苏联体系“严重腐败”，“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个后果严重的悲剧性错误”。

　　

　　1970年，斯维特兰娜再次坠入爱河，这次的对象是一位美国建筑师维斯勒·彼得斯。巧合的是彼得斯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的前妻就叫斯维特兰娜，他们见面就是前岳母有感于此而撮合的。3周后，他们举行了婚礼，拉娜·彼得斯成为斯维特兰娜的新名字。当年，44岁高龄的她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奥尔加。然而生活还是不能一切如意，斯维特兰娜因丈夫凡事听命于前岳母而屡屡爆发冲突，1973年，这场“闪婚”便走到了尽头。

　　

　　1978年11月20日，斯维特兰娜宣誓加入美国国籍。而早在196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已决定剥夺她的公民权。她甚至注册成为共和党员，还给自己最喜欢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捐了500美金。

　　

　　17年后重返苏联，又再次离开

　　

　　三次婚姻，每次持续时间从未超过4年。反复无常，大概是斯维特兰娜性格中最明显的特点。这与她成年后波折横生、尔后又动荡漂泊的生活也许不无关系。斯维特兰娜讨厌回忆过去，觉得自己“活得像一个特殊背景下的奴隶”，而另一方面，她又凭借“斯大林”这个名字，写了两本畅销的自传。《致朋友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于1967年末、1969年相继出版，这些书给她带来了超过250万美元的收入。

　　

　　她曾公开谴责自己的父亲—不啻于一种“背叛”，但《时代》周刊1983年的报道中，她又撤回当年的控诉，并承认“如果父亲知道我做了什么，他可能会枪毙我”。斯维特兰娜还时常不停地远行搬迁，她的朋友们表示，她似乎无法在一个地方居住达两年以上。

　　

　　斯维特兰娜对美国的看法也日趋复杂，她最初宣称：“我在美国的生活无比的自由、快乐、多姿多彩。”后来逐渐体会到美国社会不同于苏联的规则和秩序，给她带来种种的不适与孤独。她觉得律师们骗走了她大部分的稿费收入，对于媒体更觉不胜其扰，毫无隐私。斯维特兰娜曾出语深刻地总结：“我今天要对所有潜在的变节者说，不要忘记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类，他们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闷的、无能的、背叛的、痴呆的人，一如你们所离弃的那些人。我17年前所不懂的，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好的和坏的方面竟是这样相像。”

　　

　　时代也在发生着变化，苏联官方于1983年解除了斯维特兰娜与国内接触的禁令，这时大儿子约瑟夫已38岁了，是一位内科医生，他们重新取得了联系。对家人的思念和在西方的孤独使她吃了回头草。1985年，这位曾经全世界知名的苏联流亡者重返故土。她又公开肯定苏联的制度，并对美国倒头一戈：自称是“中情局的宠儿”，从没获得过真正的自由。彼得斯夫人和女儿奥尔加随后被重新授予苏联国籍。

　　

　　好景不长，斯维特兰娜在俄罗斯生活得并不愉快，奥尔加坚持佩戴十字架，无视整个国家东正教的信仰。已是一名地球物理学家的二女儿卡佳，甚至拒绝跟她见面—她不能原谅母亲“当年的冷酷”。而他们还觉察到自己生活在克格勃的监视之下。1986年斯维特兰娜再度离开苏联。

　　

　　早在1962年，斯维特兰娜就在莫斯科秘密受洗加入东正教，尽管她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由于爱人辛格的缘故，她又信仰了印度的宗教。在美国期间，斯维特兰娜曾经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成员，而晚年在英国，70岁的她又成为了罗马天主教的信徒，最终宣称“我找到了一生都在寻找的平静和失去的希望”。斯维特兰娜一向不善于理财，这导致了她晚年生活的窘迫。彼得斯死于1991年，大儿子约瑟夫也于2008年11月过世，奥尔加远在波兰。生命的暮年，孤独如影随形，她孤身一人住在一家养老院里。

　　

　　斯维特兰娜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是在2010年，当被问及父亲斯大林是否爱她时，她回答：“是的，父亲爱我，因为我跟母亲一样都有红色的头发和雀斑。”尽管如此，她依旧无法原谅他，“他毁了我的一生。”她一再强调，“我想要告诉你，他毁了我的一生。”斯维特兰娜一生中不止一次地歌颂父亲，逃避父亲，诅咒父亲……爱和恨都同样强烈。但正如她自言：“我从来都是父亲这个名字的政治囚徒。”她终身无法摆脱斯大林女儿这一烙印，并由此永远改变了命运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