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大臣岩仓具得到情报后非常重视，他立刻报告政府：“今格兰忒将琉球之事奏陈圣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请愿而为其周旋。今得此言，实需仔细考虑，则我须先采取措施。”

　　

　　于是，日本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起对格兰忒的接待工作。1879年7月3日，当格兰忒乘坐军舰“里奇蒙德”号驶入横滨港时，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明治天皇亲自出面宴请格兰忒，还把自己的海边行宫腾出来给格兰忒住。日本政府要员陪着格兰忒在日本度假胜地日光山又吃又玩，好不惬意。别看宾主相处甚欢，但对于琉球问题日本是毫不让步，格兰忒的随员杨越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到，格兰忒在日光山游览途中，曾经与日本内务卿伊藤博文和陆军卿西乡从道晤谈了3个小时。对于琉球问题，伊藤和西乡始终“默然不发一语”，仅表示回去同政府商量。

　　

　　调停没什么进展，但明治维新后日本蒸蒸日上的景象，却给格兰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写道：“我看亚细亚，只有中华、日本可称两大强国，甚盼两国各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日本气象，似一年兴旺一年。中国人民财产本富，自强亦非难事。”格兰忒先后游历中日两国，两个国家的精神风貌高下立判。日本虽然明治维新刚刚几年，但军队整肃，人心向上，的确是一副奋发向上的状态。相比起来，中国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整个社会和人的状态没多大改观，还是一派暮气沉沉的模样。从感情上讲，格兰忒也会更加倾向于师从西法的日本。

　　

　　不久格兰忒给李鸿章写信道：“我到日本以后，屡次会晤内阁大臣，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与北京、天津所闻，情节微有不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琉球事系其应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

　　

　　显然，格兰忒的调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日本对他极尽殷勤，但他毕竟是个卸了任的总统，东亚之行也不带官方色彩，因此日本方面对他只是虚与委蛇罢了。为了挽回面子，他在信中对李鸿章抱怨，中日谈判之所以陷入僵局，主要因为何如璋在照会中措辞过当。

　　

　　不过，他的随员杨越翰却不这么认为。杨越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公正地写道：“何公使照会一节，此系细故，球事未来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求。”杨越翰分析，日本政府不肯让的原因是，明治维新后失去特权的武士阶层生活贫苦，“惟愿日本与别国动兵，伊等有事可做。”事实上，日本是从一开始就制定好了吞并琉球的既定方针。

　　

　　分岛改约

　　

　　格兰忒在日本停留了两个多月，也没提出什么具体调停方案。1879年9月3日，他便归心似箭地从横滨港登船回国了。临行前，格兰忒给李鸿章写信劝道：“譬如两人行路，各让少许，便自过去，无须他人帮忙。”

　　

　　格兰忒走后，双方虽然同意重新开启谈判，但很长一段时间，却都没有再派人员接触。中国方面本来就没什么通洋务的人才，总理衙门担心如果派出一个腐儒，闹出笑话反而失了体统。日本方面也端起架子来。这么一来两相矜持，成了不来不往之局。

　　

　　僵了几个月，一位自称是“日本闲人”的竹添进一郎，以个人名义找到李鸿章斡旋。那时中日两国语言虽然不通，但是通过汉字还是能够传情达意的。李鸿章和竹添见面后，令诸人回避，两人关在小屋里秘密笔谈。竹添写道：“今日之天下，非昔日之天下。有虎狼之国，无一日不欲逞志亚细亚……贵国地方广大，四疆之地不易把守。乃如伊犁，又与露有疆吏之争，未闻其结局。正值此时，琉球有外患，恐贵国鞭长莫及。”

　　

　　把吞并琉球的野心说成是给中国分忧，帮助中国看管边疆。竹添的巧舌如簧，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过，这段话戳到了李鸿章的一个痛点——此时在中国西北边境的伊犁正爆发着一场危机。

　　

　　1871年7月，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趁乱以“安定边境秩序”为由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1876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军新疆，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击溃了阿古柏的军队，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

　　

　　然而对付拥有强大武力的俄国，清政府只能走外交途径一条路。1878年6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俄谈判收复伊犁事宜。可没承想，崇厚谈了一年多，竟然稀里糊涂地签了个《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回来。按条约的规定，俄国倒是把伊犁还给中国了，可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竟然拱手让给了俄国。此外，崇厚还答应了开通陆路通商线路、赔偿500万银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军费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

　　

　　崇厚带着《交收伊犁条约》回到北京，国内舆论一片大哗，清政府也急了，指责崇厚“俄人与崇厚所议约章，流弊甚大”，拒绝批准该条约，并把崇厚下了大狱。俄国一瞧自己的如意算盘没打成，立刻剑拔弩张，向中国西部边陲和沿海集结军队。1879年至1880年间，中俄双方火药味极浓，大战似乎一触即发。此时，清政府最怕的就是俄国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俄国军舰还到日本长崎买了50万元的煤，这下更让清政府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为了避免日俄勾结，清廷内部“快速解决球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日本人也看中了清政府息事宁人的心理，让竹添进一郎向李鸿章抛出了“琉球二分方案”，即把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宫古、八重山两岛给中国，其他部分归日本。但是，这两个岛也不是白给，日本方面提出修改中日《修好条规》，要跟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内地享受通商权。这就是所谓的“分岛改约”。

　　

　　未了的“球案”

　　

　　日本人把琉球问题跟改约搅和到一起，大有讹诈之意。李鸿章极不满意，但是考虑到来自俄国人的威胁，又怕跟日本纠缠下去没个了局，他还是倾向于喝下这杯苦酒。不过，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要琉球两岛，还是应该把它们还给琉球人。让琉球王尚泰把宗庙迁到这两个岛去，也算为琉球人保存了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