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说:“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看正好相反。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别人的好。
人不风流枉少年,这是强辞夺理。风流是要有多重资本的,光有年轻有什么用?风流得付风流债,通常情况是这样。
在中国的研究院里,有些学者是有学问,但是缺乏表达学问的训练。不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加以排列组合,学问是死的。
年头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已不再是人,而是商品。看看女人对衣服的痴迷程度吧,如果光是吸引我们男人,我看也没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因为聪明的女人应该知道男人真正想看的东西是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年代男的都是凡夫俗子,女的都是庸姿俗粉,又有什么好注意的呢?
不是美女就配英雄,大多数的美女只能嫁给狗熊。女人的大脑是短路而近视的,常常发生故障。什么样的女人选择什么样的男人。以前小的时候,发现身边比我少才却多女人缘的男人,我会妒忌,会吹胡子瞪眼睛,会拍桌子敲板凳,会骂“他妈的”。年纪大了,我释然了,为什么呢?第一流的女人,选择第一流的男人,退而求其次,也会选择第二、三流的男人,不入流的女人只能选择不入流的男人。在中国,不入流的男人多,不入流的女人更多,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为什么不入流的男人有那么好的女人缘。
很久没谈女人这个话题了。这段时间,一直从事严谨而复杂的学术与社会批评工作,读了一些新书,配了一副眼镜。 门隙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戴着眼睛瞟女人,把女人看小了,也把女人读透了。但是曹极的近视却与看女人无关。一个男人看女人能看成近视,不是色鬼,也是“异与禽兽者。几希”的家伙。 有人说;戴眼镜的男人好色。但是好色的男人群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戴眼镜的。有人说,穿裙子的女人最美,但是美丽的女人群里,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穿裙子的。 多么样的男人最好色?没责任感与道德约束力的男人最好色。什么样的女人最美丽?当女人的母性之光被点燃,当女人的智慧之门被开启,当女人津津有味地阅读着曹极的锦绣华章时,女人最美丽!
政府所想与百姓所思,老总与下属的如意算盘,总是大相径庭,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各取所需吧,任何一方都没有咄咄逼人的权利!
规章制度是政府要求百姓执行的,自由民主是百姓渴望政府给予的;厂规厂纪是老总要求下属执行的,金钱荣誉是下属渴望老总给予的。
除了赚钱的能力与机遇有所不同,在精神上,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奴隶的命运。谁说今天是二十一世纪?谁说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新人类?
祖国文化的根儿已经腐烂,行诸于外的枝叶繁茂只是一种假象,一种错觉。到头来总难免凋谢与枯萎的命运。当代的中国并不缺乏物质上的富人,不缺乏知识与学子充斥着的所谓大学,不缺乏舞文弄墨的骚人墨客,不缺乏头头是道的政治说教与道德说教,但是,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可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大作家与大思想家呢,难道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风范不成?不甘心在物质上做穷人,却首先在精神上做了奴隶,这就是所谓龙的传人的水平与素质吗?一个记者这样评价我们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所谓富人与穷人,除了对金钱与女人的占有数量不同之外(前者太多,后者太少),其对这两样东西的痴迷程度是一样的。至于什么抽象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平、思维能力、爱国心等等实在大同小异。”
有志于文学的当代青年,总想自己对文学有所建树,他日也博他个“封妻荫子”,但是都缺乏反思能力。作为当代最具反思能力的人——曹极,我给他们的忠告是:先破坏,后建设。
当代文学没有指望了。除了娱乐、作秀与消遣,当代文学已经没有指望了。偶尔出几篇好文章已经于事无补。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连饭也吃不下,再吃西洋参这种补药。只会虚不受补,效果适得其反,后果难以想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因为文学家争取的是人类精神的利益。斗转星移,弹指间多少富商巨贾灰飞烟灭,而人类的精神之光永存。 生于乱世,我们渴望出现政治家与革命家,他们能使我们免于挨饿,免于挨打。生于盛世,我们渴望出现文学家与思想家,他们能使我们清醒,免于愚昧与无知。 放眼当今中国社会,我们看到了那么多长袖善舞的政客,衣冠楚楚的名流。但是哪一个是政治家?哪一个是文学家?充其量只是政客与文人。归根结底,还是“会做戏的虚无党”而已。
中文程度低落的人对中国的理解都停留在这种表象的认识之中,活得窝囊,却也乐在其中。他们只是讨厌,不可恶。可恶的是那些饱读诗书的人,竟然也依附权贵,随波逐流。比如钱穆、郭沫若、周作人。读了那么多的书,却把知识分子应有的气骨也读掉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严重缺钙的民族,我想呼吁一下有关部门,为振兴中华起见,寄一点钙片给当今的国人(尤其上流社会的人),他们需要补钙。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要对民众失望,是你自己对他们要求太高,不要对自己失望,是别人对你要求太高。用平常心看待身边的人事,想想主席、委员、市长、乡长他们拉咪时候的样子吧,原来他们与咱们老百姓那样的相似啊!
余杰先生曾怒斥赵本山:“伪农民”,并在《优孟中国》一文里把他看成是当今小丑时代的集大成者。 相声演员,我只欣赏冯巩,他的喜剧是语言的幽默。而巩汉林、陈佩斯、潘长江这些人总觉得滑稽有余,幽默不足。幽默需要智慧,不是每个相声演员都有智慧。
逝去的岁月,最令人怀念。假如我五六岁的时候就有现在的表达能力,这么多年来,我能记录下多少有趣的故事呢?邹韬奋先生在给子女的家书里,曾这样写道:“我再一次告戒你们,一定要把语文学好,至少是相当好,绝不允许不好。” 余光中有四个女儿,他招女婿不也有一项基本要求:语文一定要好。 读读都德的《最后一课》吧,国文程度不够的人,你没有资格谈什么爱国主义!
珍惜是夜空中灿烂的星星,是青山上空谷的回音,是沙漠里美丽的绿洲;珍惜是鸟语花香,是清风流水,是鱼翔浅底,是鹰击长空,是烈士高山上的花环,是女人床头上的血泪。 珍惜生命,珍惜自己的文字,珍惜文字里流淌出的你的亲情和爱情。 珍惜朋友。珍惜自己的女人,珍惜与女人一起走过的柔情岁月。 珍惜,珍惜。
曹极语录断断续续地写,一写竟然超过200了。写第一条语录的时候,我21岁,现在都23了,两年的时光,两百条语录的诞生。在接下来的时间,要整理一下两年下来的零星语录,以期早点面世。
带头大哥被捕了,不少股民的梦也同时惊醒了。他就像《天龙八部》里面的带头大哥一样让人难以琢磨,但是幕后更大的黑手呢,是否依然逍遥法外?中国人一看到发财的项目,就难免神经衰弱。信任、自爱也就成了廉价的商品。
我的性格里有软性的部分,恰如济慈的诗写在水上,感觉特别温柔。但是我不敢暴露我软性的部分,怕被男人耻笑,也怕引起女人的同情。所以为人为文,只能一任张扬与狂放。
还是女人的问题。女人的思想是跟着男人的生殖器转的,所以女人没有独立的思想。当女人爱上你,你就说,地球不是圆的,是方的,他也表示欣赏。当女人不爱你时,你就算能用大量的证据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荒谬的,女人也无动于衷。女人从来只有美丑标准,没有正义标准,没有是非标准,甚至也没有一定的善恶标准!
追悼会上的眼泪,一半是哀乐催出来的,一半是即兴挤出来了。大家都太忙了,没有能力再去唤醒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感动。一个时代,感动都成了奢侈品,那么虚伪一定是通行证。
218曹极写了那么多文章,但是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中国人的人性。人性是最丰富多彩的,魔罗在《把敌人变成人》一文里这样写道:“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他高尚的时候那么高尚,卑鄙的时候却又那么不讲道理。”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把人性看得那么透?我不知道鲁迅先生是否也曾遭遇相同的问题。我想说的只是:看透了人性,也就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只有一个人生,总得活得清醒一点,自觉一点,走的时候也就更坦然一点。
几个所谓进步青年热烈地讨论着有关政治、经济的严肃命题,这时一个美女走过来了,一切的严肃的命题顷刻之间沦为一场玩笑。
智者的烦恼在俗人眼里是荒谬的,俗人的烦恼在智者眼里是卑劣的。俗人的可恶不在其庸俗,而在其最爱附庸作雅。
最近写作一直比较懒。是源于我内心的“求全故障”,总想写得比以前好,所以下笔的时候就踌躇起来。泰戈尔说:最好是好的敌人。但是从现在起,我决定复出,与网络杂税写手们一决雌雄!喜欢我的读者,不必难过,因为我不曾经离开,讨厌我的读者,不用神气,总有一天,我会给你洗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修汝脑”!每逢佳节,我没有思亲的毛病.但是我常常感叹岁月的流逝,因而没有了与大家举杯同庆的雅兴,每当大家大团圆的时候,我一个人静静地呆在我的房间里,惆怅着,忧伤着。过年了,岁月又无情地带走了你一岁,所以我无法与大家同乐,否则那是对逝者的亵渎。
追悼会前,领导要求大家庄重一点。我恍然大悟,原来庄重也是可以造假的。这年头的假货真是无孔不入啊!
岁月最爱催女人老,时间是女人的天敌。原谅女人一切的幼稚、愚昧与浅薄吧!因为他们用来这些真的没有多少岁月。珍惜女人的香味、温柔与美丽,女人拥有这些真的没有多少时间。
冷清的夜晚,微弱的月光,稀松的行人。连勇士也难免害怕。这时候,一个抢劫犯突兀出现:“要命的把钱留下。”害怕的只有懦夫了。这是恐惧的简单化,这是一种恐惧对多种恐惧的排除。
人要恋爱,也要读书,可悲的是读书的时候忘记恋爱,恋爱的时候又忘了读书。前种情况让你呆板麻木而缺乏激情,后种情况使你激情过盛而陷入疯狂。
善意的谎话有时比恶意的更假。这就是朋友有时不如敌人的一个原因。
关于韩信,世俗对他的评价不准确。项羽看走了眼,刘邦也判断失误。只有张良对韩信的把握最准确,张良认为韩信只是热衷于求功名而没有称雄世界的那种野心的人。虽然兵精将锐,但对汉王的事业并没有构成绝对的威胁,因为汉王对他有知遇之恩。韩信的弱点就在这里,韩信的悲剧也伏机于此。伴君如伴虎,纵然功盖寰宇,依然惨遭杀戮。而张良是读书人,早已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早就看透了刘邦是个能共患难却不能共享福的人。但他依然为刘邦出谋划策,因为真名士确实有施展才气的周期性需要,但他不说破,在张良的心里,刘邦只是个土气的皇帝,是他的领导和上级。而范增才是自己的知己,虽然各为其主,依然惺惺相惜。当得知范先生告老还乡的消息后,他潸然泪下。可是他是否为当年失意而困顿的刘邦流过一滴眼泪?不可能,因为张良只负责出谋划策,听得进去是刘邦的福气,听不进去是他的霉气。张良并不怎么往心理去。士为知己者死,真正让张良动容的永远是韩信的死,是范增的离别。
法律在中国的定义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用来约束被统治阶级的言行、举止。对违反规则的下层人士绳之以法,却为上层人士保驾护航,网开一面的一种明文条款。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是愚昧的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一厢情愿的迷梦。在中国,官对付民,易如反掌;民要告官。难如登天。昂贵的诉讼费、复杂的法律手续、官官相护的政治潜规则。无一不击中你的要害,击毙你企图维护正义的愚蠢心态。
有人喜欢给整个文坛,整个传统,整个民族挑毛病,有人却专门给身边的人挑毛病。前者是有大情怀大抱负的人。后者是小气巴拉的,爱计较小斤小两以及背后放冷箭的人。与鼠肚鸡肠的人共事,他对你独特的见解与魅力不感冒,却对你生活作风上的懒散、邋遢等一些小细节虎视眈眈,整天用放大镜盯着别人,却用显微镜朝向别人。这个人就叫应遇海,我在这里点名批评一下,以敬效尤.
对身体强壮的小伙子们的一句忠告:不要轻视智慧的力量。智慧有时犹如太极,四两拨千斤。——曹极语录
我再一次告戒21世纪的中国人,如果际遇允许,一定要做好人,要做有力量的好人,要做让坏人害怕的好人。笼统地说做好人难是错误的,你做一个被人欺负的好人有什么难度?做有打击力又有智慧的好人才叫难,一头猛虎,有力量而无智慧,能免于挨饿,却不能免于猎人的枪口。一头聪明的老虎,既能免于挨饿,又能免于猎人的枪口。亲爱的读者,你在现实生活里,会选择扮演哪只老虎的角色呢?
和许多读者一样,我也常为自己的勇气、霸气和才气所折服,而对其他作家的作品嗤之以鼻:“你们这些马屁阵阵讨人欢欣的着作,让我一再联想到厕所里的卫生纸!”表面挺光滑,挺细致,实际用途呢,只限给人擦屁股一种啊!
政党多不一定民主,政党多且势均力敌的国家一定民主。只有两个半斤八两的政党,才最需要第三者——小老百姓的助力。为收买老百姓起见,会对他们好一点,更多尊重一点。 关于民主,我常作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民主国家,就是政府为收买公民,而给予更多关心与尊重的国家。不民主国家,就是政府不必收买公民,而给予更多冷漠和蔑视的国家。
《晏子春秋
每个政党的内部都存在派系斗争,没有一个政党的内部全都是和谐的声音。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然后里应外合。从短处看,一个政府不为民众说话,不为民众做实事,似乎有利可图。但从远处看,你不为老百姓喊话,不为老百姓做实事,势必失去老百姓的支持与信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旦内部传来不和谐的声音,两种声音或多种声音。哪个声音最入百姓之耳,哪个声音将得到百姓的激烈响应,最终哪个声音将是胜利者。
一屋不扫,何以不能扫天下?有些人天生就是扫除天下的。这句话(一屋不扫,安扫天下)会葬送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是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的人的借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平生之志岂在温饱?
曹极只是叫,其实人不坏。熟悉尼采传记的读者都知道,尼采有一双纤细如妇女的手,为人处事也有温柔细腻的一面,一拿起笔就不行。原因很简单,人跟文一般都是分开的。
曹极,乙亥年生,属猪。所以懒散。为克服这老毛病,我采取的措施是无事找事,无话找话。近日忙于工作,疏于写作。连骂人的时间也没有,又是过年了。赶紧准备鱼竿,跑去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去讫。
恐怖主义是值得同情与怜悯的。那是情非得已的。在一个“大国欺负小国”。‘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政治世界里。弱者采取任何反击强国的措施,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伤及无辜是在所难免的。这个责任应由美国政府来负!
读余杰文字,总感觉书生意气。引用名人的东西,抨击不合理的文化社会现象。所以,我曹极给他的建议是:你先证明那些名人讲的东西都是真理,否则少拿出来耀武扬威!
一流的媒体捧一流的作家。三流的媒体捧三流的作家。王朔,贾平凹、伊沙、韩东、余华、池利、郭敬明、曹文轩、季羡林。他们那一张张讨厌的丑脸都可以在文坛上招摇撞骗,是因为他们幸运地碰到了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中国媒体!
在台湾,我欣赏李敖,因为他太恨台湾了;在大陆,我讨厌李敖,因为他太爱大陆了!他这次回大陆,曹极一定写文章批评他。看好戏的读者,拭目以待吧。
龙应台不足论,他是关心小市民的。而且手法粗糙。无独有偶,柏杨也是这样的。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也竟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价值不大。再谈鲁迅,我在〈我看鲁迅〉文里否定了他的散文和随感。肯定了他的短篇小说。但是好的短篇小说也有限。要超越鲁迅的散文,是容易的,但是你写不出他的小说。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当代文坛的悲哀不是我们写不出鲁迅的小说,而是我们连他的杂文成就都难以超越。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我们的时代没有进步,几十年来,共产党没有老老实实地培养出一个好作家!
在中国,说真话的难处有两点:一是环境的压力。二是自身的矛盾。中国人的悲剧是自己不说真话,却不给别人说真话的机会。认真地活在虚伪里的中国人,听惯假话的中国人。久而久之,会习以为常地把别人的真话当假话。但我说这是可以原谅。为什么?一个听惯假话的中国人,他就用不相信别人说真话的权利。
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再打持久战。中国的钱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上流社会。包括高干子第,企业老板和明星。贪官枉法,老板走私,明星逃税。搞着中国国库匮乏,资金外流。很多百姓对政府已经失去基本的信任。真的和台湾动起手来,大款贪官作鸟兽散,留下一贫如洗的国库和身无分文的农民。中国人哪里来的资金应付昂贵的导弹?
我们对文学网站的评价:凡是不重视曹极文章的网站都是坏的,充满教条与谎言的网站。凡是重视曹极文章的网站都是有魄力有胆识有正义感的好的网站。
我为什么批评金庸?以金庸今时今日的影响力,他比任何作家更有能力谴责社会的腐败,知识分子的怯懦与失职。但是他选择了沉默与逃避。同一句话出于金庸之口。效果就不一样了。金庸不是个人格独立的人,他是上流社会的一条寄生虫!
我为什么批评周杰伦?韩寒不足看,不够看。周杰伦不足取,不够取。按理是没有资格被曹极批评的。但是当他们各自形成一股风潮,造成时势的时候,我不能选择沉默。我们允许下流明星下流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允许他们拿自己的下流招摇撞骗!让无知的青少年跟着一起“下流”!
不写文章的人是天下最不能原谅之人。我一连几天未动半点笔墨,向来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惭愧之余,将功补过。快马加鞭地大兴笔墨,幸好尚未荒废了文字,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爱我的体育老师,他的可爱在于他的与总不同,大凡副课老师总怕学生遗弃掉自己那尚未被重视的课,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所属的该门课大加渲染,以期与学生达成某种共识,某种心灵的默契。这种心态是可怜的,但也是颇有问题的。值得研究。
李敖说:急于谋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通病之一。我看正适宜于当下这些热衷于世故的学生群。他们在政治课上常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表面上否认拜金主义,心里却试者接受它。
柏杨说:大家都爱歌唱《满江红》,可是谁也不愿做现行制度下的岳鹏举,尽管他们歌颂英雄,甚至以此为职业,可是骨子里不想也不敢当那样的英雄。
伏尔泰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扞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现在这种死气沉沉,众口一声的文坛,我们应多鼓励有锋芒有个性的讲话!
做单向的学问是逃避现实的行为,学生不明事理,尚可原谅,老年人玩知丧志,则罪加一等。
现在我们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是这样的:躲在学院、研究室里的人都跟群众脱了节,而不跟群众脱节的那一群人又俗里俗气。
大陆的演员录取原则是非常严厉的,也正因为如此,第一流的演员在大陆永远出不了头!因为天马行空的艺术最害怕条条框框的限制!像周润发、周星驰等第一流的演员,如果站在大陆的舞台上进行严格考试,恐怕连半决赛都进不了吧。在大陆,第一流的人才往往要被牺牲掉,他们只能靠着边站,眼睁睁地看着小丑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也许正如《英雄本色之夕阳如歌》里,何长清对小马说的:“人是没有的选择的,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
我一直奇怪大陆的电影界到底在提拔什么样的人才?从空空其表的邻家男孩陆毅到一脸木呐,面无表情的李亚鹏,再到老是耷着副苦瓜脸的王学兵,使我不得不怀疑大陆电影工作者的审美能力与表演水平!
我敢说,八十年代后出生的所谓新新人类,写文章排在前三名的都是我曹极,曹极,曹极!韩寒太嫩了点,他的批判视野只局限于校园之内,等而下之的还有郭敬明、张悦然等二三流作家,当然还有不入流的,如春树!
女人不会做梦就跟男人不会思想一样,离行尸走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男同学不理我,我就学贾宝玉来一句: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残渣浊沫而已!然后心安理得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同学不理我,我就学孔夫子来一句:唯女人与小人最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然后同样心安理得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是自狂自傲兼自恋,我的自狂自傲很好地保护了我的自尊,我的自恋又使我从不害怕女人不爱我,女人不爱我,我就加倍爱自己!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的文章是学术性的,如同我不承认别人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曹极是搞宣传的,不是做学问的!琼瑶说:中华民国本来就有自由发言的权利。可是从当时的历史材料分析,这句话只适宜于她自己和她的言情小说。言情小说只要不是太黄太另类,无论客观环境如何,总还是有“自由发言的权利”吧!当然,李大师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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