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犯什么罪应受笞杖的刑罚虽有规定，但在执行时常常是随意定罪，动辄使用笞杖。在衙门里当差的人役们不知哪句话冒犯了官长，就要受到杖责。唐代杜牧诗云：“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匡勷。一语不中治，笞箠身满疮。”诗中所说的情况，在其他朝代也是这样。隋代的崔弘度有一次正在吃鳖肉，八九个人在旁边伺候，崔弘度一个个地问他们：“鳖肉味道佳美吗？”侍者平时就怕他，都回答说：“佳美。”弘度大骂道：“蠢奴才，竟敢骗我！你们没有吃过这鳖肉，哪能知道它的味道美不美？”喝令把他们每人杖八十。当时京师长安有谚语说：“宁饮三升醋，不见崔弘度。”可见这个崔某是多么暴虐了。与崔弘度同时的着名酷吏燕荣在任幽州总管时经常对手下进行鞭笞，一次责罚的数目竟多达千数，被打的人鲜血淋漓，他在旁边饮酒吃肉，神态自若。有一次，燕荣外出视察，看见路旁丛生的荆棘可以制作笞杖，就叫人当时制作一根，随意抓过来一名随从试试是否好用。那人辩白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打我？”燕荣说：“今天打了你，以后你真的犯了罪，就用今天打的数目来顶替，不再打了。”过了不久，那位随从果然因犯错误应该受笞杖，他立即提出：“前次我已挨过了，老爷您说再有罪就应当免刑，因此今天不能打我。”燕荣斥责他说：“你没犯罪时尚且能受杖，现在犯了罪不是更应该受杖吗？”于是不由分说，把那人再次打了一顿。明万历时，有个叫陈经济的任湖州太守，他有个毛病，最讨厌乌鸦叫，在衙门里偶尔听见院中有乌鸦叫，就将衙役痛加笞杖。因此，当时人们都叫他“陈老鸦”。

　　一些朝代规定笞杖之刑是杖臀，即打屁股。若是妇女犯罪需用笞杖，也是杖臀。宋、元两代都有“去衣受杖”的规定。明代沿袭旧制，规定妇女犯了奸罪需要笞杖者，必须脱了裤子裸体受杖。这对妇女来说，不仅是残酷的皮肉之苦，也是难堪的精神之辱。明代的这条规定造成一种社会弊病，民众中亲戚邻里之间若有因小隙而成仇怨者，一方就捕风捉影，寻找事端，指控对方家中妇女有奸情，然后贿赂官府，让逮捕被告妇女裸体受杖。到执行刑罚那天，原告一方事先约集亲友，一齐来到公堂，名曰“看打”。他们又花钱买通行刑的衙役，让他们在行刑时对受刑女子百般凌辱。衙役干这种事是很在行的，他们的手段有“掘芋艿”、挖荸荠”、“剖葫芦”、“剥菱角”等名目。有时县官还未升堂，衙役先把被告妇女脱掉裤子示众，名曰“晾臀”；有时行刑完毕，仍不让妇女穿裤，随即拉到门前大街上，名曰“卖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妇女受不了羞辱，回去后便寻了自尽。还有一种惯例，被告妇女必须光着脚过堂。未过堂之前，先在衙前戴着刑具暂押。这时，仇家就趁机闹事，怂恿无赖子弟把这妇女的鞋子脱掉，裤子褪下，有的人顺手把鞋子拾去，满街人随意传看。如果这天官不出堂，第二天照样闹一番。在过堂之后，还要监押在衙门前示众一天，无赖子弟又来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嘻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系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这样的侮辱。

　　清代仍有妇女裸体受杖的做法。晚清俞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佻达，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到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他常对人说：“刑律上明文规定，妇女犯罪应决杖者，‘奸者去衣，余罪单衣决罚’。行杖时是打臀部的，所谓单衣就是单裤，去衣当然就是去裤了。”别人辩不过他，他坚持一直这样做。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子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奖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人家为十三、四岁的儿子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新婚之夜，新媳妇把小女婿拴在床腿上，把自己相好的一位屠夫藏在新房中同居。事发后被捕，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把衣服夺下来，不让给她穿，这个女子只好光着身子走回家去。

　　清代裸杖妇女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奸情案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妓女，命令衙役把她脱光衣服予以杖责，又让用杖头捅入妓女的阴户。朱铄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朱某痛恨妓女，想用重刑煞住当地的嫖风，但其手段也未免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