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笞杖刑具承袭唐制，略有变化，分笞、杖和讯杖三种，都长三尺五寸。笞，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三分五厘。笞和杖都用紫荆条制作，行刑时打在臀部；讯杖用紫荆木制作，行刑时打在臀部或腿部。各地官府用的笞、杖和讯杖都要用刑部颁发的刑具式样对照比较检查，尺寸合乎规定才准许使用。那种刑具式样是铜铸的，归刑部统一管理。明代还规定，制作笞、杖等刑具不准用兽筋或皮胶等物在杖上装钉子。

　　清代官府衙门所用的笞杖开始沿袭明代规定，后来该为竹板子。大竹板子大头宽二寸，小头宽一寸。这种竹板子哪一年开始使用，已难查考。

　　上述各代对刑具尺寸的规定，都是分别使用当时的度量衡标准，各代的标准互相之间有差别，和现代尺寸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史籍记载的尺寸是当时的数字，折合为现代的度量标准相当于多少，很难考证清楚，它所反映的只是各代笞杖刑具的大概情况。

　　至于说各代犯什么罪用笞杖，杖多少，其条目繁多，毋须细述。需要提到的是，有些朝代规定，被判应受笞杖之刑的，可以交纳财物赎罪。如宋代刑法规定：判为笞刑应打十下的，赎铜一斤，免打三下；应打二十的，赎铜二斤，免打十三下；应打三十的，赎铜三斤，免打二十二下；应打四十的，赎铜四斤，免打三十二下；应打五十的，赎铜五斤，免打四十下。杖刑也是如此，应打五十至一百的，分别赎铜五至十斤，免打三十七至八十下。金代笞杖之刑，也是用铜来赎，每十下赎铜二斤，若应杖一百，赎铜二十斤就可以免打。明初规定笞杖之刑可用铜赎，每笞十下赎铜半斤，每杖十下赎铜一斤。后来改用钱赎，每十下赎铜钱六百文，若应笞二十下，赎钱一贯零二百文，应杖一百，赎钱六贯。景泰以后，赎钱的数目越来越大。景泰元年（1450）规定，每笞十下赎钱二百贯，杖十下赎三百贯。再后来各朝逐渐加码，又规定将钱折算为银子。妇女犯罪应笞杖者，赎钱的数目更大。也有某些官员临时规定可以不用钱赎，而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来赎。如明末时，江苏如皋县令王喜爱蝴蝶，每当有人应该受笞杖之刑时，他就让犯人家属交纳蝴蝶赎免。他宴请宾客时，就把蝴蝶防哪个出，满堂飞舞，五彩缤纷，如同风飘碎锦一般，王与宾客以此嬉笑取乐。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卷八有《放蝶》一篇，记述的就是这件事。

　　尽管各朝代对笞杖之刑的有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时往往不按正式条文，官员使用笞杖常常只凭当时的主观意志，使用的刑具也常常超出官方规定的标准。结果，现实中的笞杖之刑要比正史刑法的条文残酷得多，使笞杖完全丧失了最初的教刑本意，而变为单纯惩罚人的手段。

　　本来，笞杖不属于死刑的范围，可是在各朝代中，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常把笞杖作为执行死刑的方式，即把犯人毙于杖下，叫做笞杀或杖杀。汉代，死于笞杖是很平常的事，隋代以后，笞杀或杖杀的事仍然不绝于史书。隋代，隋文帝杨坚亲自下令笞杀楚州参军李君才，又棒杀大理少卿赵绰、鸿胪少卿陈延。唐代各朝对于捕获的各地“反贼”首领，多用杖杀代替斩、绞等死刑。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二年（961）四月杖杀商河知县李瑶，又于开宝五年（972）十二月杖杀内班董延谔。太宗赵炅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杖杀中书令李知古，八月又杖杀詹事丞徐选。南宋初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高宗赵构杖杀伪福国长公主李善静。辽、金、元各代笞杖杀人的情况也不少。明代，皇帝对大臣实行廷杖，许多朝政要员受杖致死。（参见本书《廷杖》）清代废除廷杖，但仍有皇帝杖杀人的例子。雍正帝有一次观看戏班演出《绣襦记》，演员唱工俱佳，雍正大喜，传旨赏赐优人用饭。因剧中郑元和的父亲郑儋的官职为州刺史，有一个演员在吃饭时，顺便向一位官员询问现任常州知府姓甚名谁。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大怒道：“你不过是一个优伶，竟敢擅自探听官守大事！”于是传旨将这位优伶立毙杖下。不仅皇帝这样做，各级官员也如此行事。顺治十一年（1654），李森先巡按江南，就把着名优人王紫稼与尚三遮杖杀于苏州。

　　历代执行笞杖之刑时，常常巧立各种名目，加重处罚。北朝时周宣帝宇文赟每次对人用杖时，定要打够一百二十下，称为“天杖”，或者加倍，打二百四十。有个叫杨文佑的因作歌讥讽朝政，被郑译奏知宣帝，宣帝下令赐杖二百四十致死。五代时南汉刘铢对人用杖时，总是每次两条杖一齐打，称为“合欢杖”。又临刑时问被打者的年龄，施杖的数目一定要和他的岁数相同，称为“随年杖”，年龄较大的犯人常被当场打死。隋炀帝时，王文同任恒山郡赞务，杖责囚犯的办法更奇特。他让人在庭院空地上埋一个大木椿，露出地面一尺多，又在大木椿四周各埋一个小木橛，把犯人面朝下，胸部放在大木椿上，把他的四肢分别系在四个小木橛上，然后用棒打他的背，不几下就打得躯体溃烂而死。

　　而且，历代施用杖刑时，常用别的东西代替杖具。许多杖杀人的情况，用的就不是杖，而是棒，同杖相比，棒要粗重得多，击打人身显然更容易造成伤残或致死。辽时除杖之外，又有木剑、大棒、沙袋、铁骨朵等，都比杖厉害。辽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年间（927～938）制作大棒和木剑，打人的数目自十五至三十不等，受此刑者罕有不残废的。辽穆宗耶律璟应历年间（951～969）又制作沙袋，它是用牛皮缝制成的，长六寸，宽二寸，装有一尺多长的木柄，并规定，凡是应决杖五十以上者，就用沙袋来打。行刑时向周身猛击，皮肤不见伤痕而内脏破裂出血，许多人受刑不久即死。后来又制作铁骨朵，规定行刑的次数为五下或七下，但即使只有这么几下，也会轻则致残，重则致命。南宋时，理宗赵昀用刑狠毒，常用“断薪”（折断的木柴）为杖打人的手或脚，名曰“掉柴”。和辽代的铁骨朵相似的，明代叫金瓜，在朝廷由御前校尉执掌，常用来责罚朝臣。洪熙元年（1425），李时勉上疏触怒仁宗朱高炽，仁宗命令武士用金瓜打他，十七下便打断肋骨。

　　还有的酷吏用的杖具是特制的。明代成化年间，监察御史王琰巡按苏州时，用大毛竹剖开做成竹板子，起名为“番黄”。用它行刑，许多人不到打够数就气绝身亡，侥幸不死的，也必须请工匠用细镊子小心地取出烂肉中的竹刺，然后求医敷药，清除淤血，卧床百天以上才能痊愈。有一天，王琰到无锡巡视，一个和尚来不及回避，冲撞了他的仪仗，他立即下令用番黄杖责和尚。和尚不一会便死去，王琰大怒，骂他装死，喝令继续打，那和尚终于没有再醒过来。后来，王琰被提升到朝中任职，得罪了宪宗朱见深，在午门尝到了受廷杖的滋味，结果受杖两天后送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