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皮，这两个字一听就叫人毛骨悚然，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凌迟。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

　　汉景帝时，广川王刘就曾经“生割剥人”，但他怎么个剥法已难查考。三国时吴国末帝孙皓曾剥人脸上的皮。吴亡之后，孙皓降晋，有一天，晋武帝司马炎和侍中王济下棋，孙皓在旁边观战，王济问孙皓：“听说你在吴国时剥人面、刖人足，有这回事吗？”孙皓回答说：“作为人臣而失礼于君主，他就应当受这种刑罚。”这时，王济的腿正在棋桌下面伸着，两只脚伸到司马炎坐的一边去了，他听了孙皓的话，立即把腿缩回来。这件事说明，孙皓对自己曾使用过剥人面皮的刑罚毫不掩饰，也可以看出，想王济这样有地位的人，听到剥皮之刑也会不由得产生畏惧之感。十六国时期，前秦苻生曾经把一些死囚剥去面皮，让他们唱歌跳舞，借以观赏取乐。北齐统治者高氏也惯会剥人面皮。侯景从北齐南逃回梁时，高澄命令逮捕侯景的妻和儿子，先剥下他们的面皮，然后用大铁镬盛油把他们煎死。幼主高恒继承了他的祖父辈和父辈的残暴，经常剥人面皮，亲眼观看被剥者的痛苦之状来取乐。

　　根据现在可见的史料，六朝以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元朝初年时，元祖忽必烈诛杀了阿合马籍没了他的家。阿合马有个爱妾名叫引柱，武士们搜查时从她的衣柜中搜出两张熟好的人皮，每张皮上都连着两只完整的耳朵。问她存放这人皮有什么用，引柱说，这是诅咒时用的，把它放在神座上，发咒语时人皮就会出现应声。世祖下令把引柱和画师陈某及阿合马的另外两名亲信曹震圭、王台判共四人，剥皮示众。

　　明朝时，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从明初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到明末的张献忠，不少人都用过剥皮之刑，不少人都用过剥皮之刑。朱元璋开国之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用法峻苛，“剥皮揎草”就是他的一项重要发明。据叶子奇《草木子》记载，朱元璋对各地官员责治甚严，若有官员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官员贪污的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还要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礼土地神，若需要对某人实行剥皮就在这里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做“皮场庙”1。洪武年间，宫中的太监犯了死罪应当处死者，一般都不用斩首，而是凌迟或者剥皮。朱元璋的宫禁甚严，太监如果有娶妻者，也要处以剥皮之刑：明初开国功臣蓝玉被处死之后也剥了皮，朱元璋还下令把他的皮传示各省。因为蓝玉的女儿是蜀王妃，蜀王朱椿就把蓝玉的皮保存下来。明末张献忠占领成都时，他看见端礼门楼上供着一尊人像，穿着公侯的华服，皮肤和手脚都是人的肉身，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蓝玉。

　　朱元璋剥皮的手段传给了他的子孙。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了侄子建文皇帝，占了南京，对忠于建文帝的朝臣进行了残酷镇压，景清和胡闰都是被剥了皮的。景清刺杀朱棣未遂，被捕后骂不绝口，朱棣命令剥了他的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胡闰是被缢杀的，然后用灰蠡水脱他的皮，剥下来，揎上草，悬挂在武功坊示众。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赵鐩（即赵疯子）谋反，兵败被俘，同时起事的陈翰、贾勉几、庞文宣、郭汉、宋禄、孙玉、朱仓、孙隆、张富、李隆、孙虎等共三十七人也先后被俘，一齐带到京师午门，朱厚照下令把他们全部处死，并将为首的六人剥皮。当时法司官员启奏说对剥皮之刑曾有祖训让禁止，正德皇帝不听，又下令把剥下来的六人的皮制作成马鞍镫，他有时出行，就骑坐这备有人皮鞍的马。

　　嘉靖年间，着名抗倭将领汤克宽率兵平定海寇，将海寇首领王艮俘获处死，把他的皮剥下来蒙作鼓面，叫“人皮鼓”。这鼓放在北固山佛院内，后世不少人都见过它。它的声音不如牛皮鼓响亮，据说因为人皮比牛皮纹理厚而没有牛皮结实，所以它的声音不如牛皮。明初洪武时，韩观任两广提督，杀人成性，曾剥人皮作成坐褥，这人皮剥得非常完整，耳目口鼻俱全，把它铺在座椅上，人脸正好在椅背上，头发披散在椅后，韩观升帐就坐着这人皮，以示威严。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当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而且，魏忠贤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有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人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感到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当天夜里，众人都在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举着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也逮了去，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和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一使衣装鲜丽的显官，正是魏忠贤。魏忠贤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入取来熔化的沥青2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幅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明末张献忠将人剥皮的事例很多。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明朝统治者的虐政实行农民式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他大概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蓝玉被剥的人皮，所以他也对明朝的官员予以剥皮。他不仅使用了明朝皇帝曾经使用过的剥皮手段，而且还有不少独出心裁的花样。张献忠入蜀后动不动就拿人剥皮，而目大都是活剥。剥皮时，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脊背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问两侧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就像两只蝙蝠翅膀似的。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如果被剥的人当场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处死。3当时成都府彭县有个叫龚完敬的，本是崇祯十年（1637）进土，崇祯十六年（1643）因死了父亲回原籍守孝，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他表示降顺，被授予官职，但他心里不愿背叛明朝。张献忠想杀他，把他的仆人抓来问龚完敬每天在家中干什么。其中一个叫龚应登的仆人说，完敬每天五更时起床焚香祷告，不知祷告些什么，每天退朝回来只是叹气，不说一句话，过节时给祖宗绕纸后，记帐单下只写乙酉字样，不书大顺年号，等等。张献忠听到“不书大顺年号”这一句，勃然大怒，喝令刀斧手把龚完敬拿下，推出朝门，活活剥皮，并把剥下的人皮揎上草，晓谕四方。龚完敬的弟弟龚完淳、龚完敬熙及家属婢仆共一百余人同日处死。

　　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投降了南明，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秦王。他也是个惯剥皮的能手。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杀了陈邦传，并剥下他的皮传示各地。御史李如月向永历帝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永历帝不敢得罪孙可望，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可望的亲信张应科知道了，就向孙可望报告，孙可望大怒，立即命令张应科把李如月抓来剥皮。张应科遵命逮捕李如月，绑在朝门外，又准备了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放在他面前。李如月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人告诉他：“这是揎你的草。”李月如叱骂道：“瞎眼的奴才！这草颗颗都是文章，节节都里忠肠！”不一会，张应科站住右边角门台阶上，传达孙可望的旨意，喝令李如月跪下，李如月又骂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能跪听反贼的命令？”于是步行到中门，向永历帝居住的南宫行跪拜礼。张应科命令把李如月扒掉衣服，按倒在地上，用刀割开脊背的皮肤，直到臀部，李如月大叫道：“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喊着孙可望的名字痛骂。剥皮剥到四肢时，把他的手和脚都砍断，再把他翻过来剥前胸的皮，这时李如月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了，仍能听得出是在骂人，直到最后砍断脖子时，李如月才死去。张应科又指使从人把李如月的皮用石灰渍干，用线缝好，中间塞满草，送到北城门通衢上悬挂起来。

　　从这里描述的剥皮经过可见孙可望的残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鲁迅在引述这段故事之后，评论说，张献忠的剥皮法是“流贼”式的，孙可望虽说也是流贼出身，但他既然是南明王朝的秦王，后来又降清被封为义王，因而他的剥皮法其实是官式的，这和当初永乐皇帝剥景清的皮的方法完全相同。又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没有剥皮之刑，在清代正史、野史及笔记中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剥皮这种酷刑并不能说已彻底绝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对反抗他们的中国人实行剥皮，电影《红高粱》所描写的剥皮情节，原来是取材于《高密县志》记载的真实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