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1年，在位十一年的周幽王终于在内外勾结、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战败于骊山，并被犬戎所杀。他的死直接导致三个结果：第一，印证了他父亲生前的那个谣言；第二，他宠爱的美人褒姒也被犬戎虏走了，这个美人的结局如何，史上是不会有人再关注的，谁叫她是红颜祸水；第三，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事实上，幽王之亡国，既不是因为那个谣言，谣言本身透露出来的也许正是王室内部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也不是因为一个女人，但女人的背后其实聚焦着一个权力的焦点。可惜的是，幽王至死尚不知为何而死，也许他在临死之前也和后人一样，会感叹非吾之罪，乃天意也。他哪里知道，他身边早就有人在算计着他的位子和权力。他虽然有罪，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好色的幽王怎么都比不过他那残虐的祖父厉王，厉王的残暴到了国人道路以目的地步，尚且不过遭到流放的下场，为什么幽王却获得了比乃祖严重十倍以至于身死国亡的下场呢？谣言也好，烽火也罢，只不过是后人为了掩饰这一切而施放的烟幕，撇开这烟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只是由于这烟幕太曲折太诱人了，几千年来人们宁愿沉迷于其间。

　　

　　幽王死后，他原来的太子宜臼在申侯的拥戴下继天子位，他就是周平王。另一派势力以虢公翰为代表拥立王子余臣在携地继天子位，史称携王。应该说，幽王死后，周朝并未灭亡，犬戎畏于诸侯的实力，很快就撤兵了。可是历史上为什么要说周朝灭亡了呢？新王即位为什么要迁都洛邑呢？

　　

　　读这段历史，我曾多次涌上这样一种疑问，申侯为什么不借助中原其它诸侯国之力来造反，却偏偏选择与中原诸国共同的敌人犬戎相勾结呢？要知道，在当时，不管怎么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夷夏之大防的观念始终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的。这一举动，无论如何是不得人心的。为什么呢？我想唯一的理由就是申侯等人的举动是得不到中原诸侯国的支持的，他想要造反，只有借助于别的力量。这也许正是人们要把平王之后的周称为东周的谛奥所在，更是平王东迁之后得不到广大诸侯国的支持和拥护，王室迅速衰落的谛奥所在。

　　

　　事实上，幽王死后，周朝并没有灭亡。一方面，骊山一役，虽然以幽王身死宣告结束，但周天子管辖下的各诸侯国依然存在，没有伤筋动骨，只要他们团结起来，实力依然十分强大，对付一区区犬戎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另一方面，幽王的继承人随即在公元前770年继位，周祀得以延续，甚至出现了两个周王。

　　

　　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时也并没有说当时有两个周朝，平王之前为西周，平王之后为东周。那么历史上西周东周之分，又是怎么来的呢？简单地说，那是后世历史学者为研究方便起见而划分的。这就造成一种误会，其实，灭亡的只是后世历史学家眼中的西周，真正的周并没有灭亡。

　　

　　那么，平王即位之后，为什么要东迁呢？

　　

　　我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平王东迁是诸侯国分裂的标志。史书所载平王东迁大都略而不详，只说“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至于为什么要迁都，也是语焉不详。《史记》说是“辟戎寇”。这当然是事实，但堂堂一个大国，为什么对付不了犬戎呢？

　　

　　我们不得不来看看犬戎。戎是周人对分布在周人西方民族的称呼，称北方的民族则称狄。有时又混称西北方民族为戎或狄。这些民族在殷商之时，就成为劲敌，史载武丁征北方的鬼方，历三百多次征战，三年才得以平定；到了周，其北方还有鬼方和严狁，一说严狁就是犬戎，经常骚扰边境。所以《诗经》中就有“靡室靡家，严狁之故。不遑启居，严狁之故”，都表明严狁对周民族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但周建立之前，周文王就是靠征伐西戎起家的，因而，穆王之时，“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但到了周穆王后期，犬戎就不再来朝，于是有了西征犬戎之战，这一次战争以“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结束，犬戎被迁到太原（现在的甘肃平凉一带）；周宣王时又多次出击严狁，并多次大败他们。但宣王后期，兵伐太原，竟然“不克”，此后多次以王师败绩结束。但王师失败，并不表明犬戎不可战胜，史载晋侯就曾大败犬戎于汾水。这说明，只要周王朝团结起来，犬戎不过构成一种威胁，尚不至于那么可怕。钱穆先生也指出：“《史记》不知其间曲折，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

　　

　　事实上，幽王被杀是申侯与犬戎合谋之作，周平王是申侯的外甥，所以申侯实为外甥弑君夺位。许国与申国同姓，也参与立平王，也应是同谋。对申侯和周平王而言，犬戎是友非敌，平王东迁根本不是什么“避犬戎”，而是申侯、犬戎、周平王之间分脏的结果。所以说，如果一定要说等到王室为避犬戎而“被迫”迁都之时，也就意味着周天子及其所辖诸侯国开始分裂，不能共同抗击外敌侵略了。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的带兵护送下东迁洛邑（现在的洛阳）。稍后，携王在虢公的支持下也称王，形成对立分裂之势。

　　

　　二，平王东迁并非不得己，我的估计，极有可能还有这几个诸侯国的要求。公元前771年说到底是一场内乱，战争随着幽王之死和犬戎的西归而告结束，虽然给首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与损失，但犬戎的目的并不是要灭你周国，而是为了掠财。再说毕竟那是王室经营了数百年之久的基地，比起雒邑那块新的处女地，谁更适合做都城，一眼便了。

　　

　　三，平王东迁与当时的东迁潮有关。前面讲过，幽王继位之初，即发生了川竭山崩的天灾，在当时的天命观念下，这便是“天不吊周”。因而，包括周的贵族在内，人们想想方设法逃避这场大灾难。这个时候，以郑国的东迁最为典型。

　　

　　本来，郑国是在现在的陕西华县一带，这里是属于周王畿之内。郑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桓王之弟，时任周司徒的郑桓公。这是一个深得民心的重臣，连他都因为“王室多故”，而心生逃避之念。

　　

　　史载，他向太史伯阳父请教“其何所可以逃死”，伯阳父指点他设法逃往中原的济、洛、河、颖一带，这一带就是虢国和郐国辖地。于是郑桓公便听从伯阳父的指点，“乃东寄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国语·郑语》和《史记》都记载有这件事。不过，郑桓公的东迁逃命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郑国的百姓，因而，两年后，发生了犬戎之祸，郑桓公与幽王一同在骊山被犬戎所杀，而他国内的百姓却躲过了战乱。

　　

　　郑国东迁后，在现在的河南新郑建都，当时的新郑可谓是一块新的土地，有待开发。《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大夫子产回忆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可见其开发之艰难。

　　

　　除郑国以外，杨宽先生还通过对周原考古发现的窖藏特点的研究，指出，这些窖藏都是原先居住在周原的大小贵族为了临时避难而埋藏的。与郑桓公类似的是另一个周卿士皇父，这是一个为非作恶的大臣，他为了把搜括来的财贿保护好，也在中原地区建立新的城市，《诗经·十月之交》一诗就讽刺了他的做法。可见，在当时的情势下，周贵族的大量东迁，势必带动平民百姓的东迁，东迁成了当时的一个大趋势。

　　

　　杨宽先生说得好，周贵族与平民的东迁，一方面加剧了周王室的崩溃，另一方面也催动了中原的开发。平王东迁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进行的。说到底，平王东迁还是申侯等贵族为了能够进一步控制天子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他们并没有去思考复国，更多的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平王东迁对诸如郑武公在内的几个热心诸侯无疑带来了不少好处。郑国早就迁到了中原，让天子随之东迁，有利于控制天子；秦穆公本就是幽王之世内乱的最大受益者，东迁后，王室丢下的土地，后来都成了秦国的属地，故穆公何乐不为？晋卫等国同样出于这种心态，而积极派兵保护。自王室东迁之后，即公元前770年至前707年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周王室就主要依靠晋、郑两国的支持和保护。《左传》所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其实质应该反过来说，是“王室是依”。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平王东迁之后，王室会衰落得那么快呢？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另一部分诸侯对幽王之死和平王的即位与东迁心有怀疑，甚至不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幽王罪不当死，平王继位不正，周平王的合法性甚至都受到诸侯的质疑。

　　

　　自此以后，莫怪诸侯对王室不恭，实应是这场内乱所导致的恶果所致。《诗经》“王风”中有一首《扬之水》，写的就是被周平王派遣到申、甫、许等国驻守的周兵，不满与怨思：“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甫、许）”，士兵们埋怨，为什么申、甫、许国的人不来和我们一起站岗放哨呢？名义上是防止楚国入侵周之门户，实际是替平王的母家当看门狗。

　　

　　这就是东迁的内幕。东迁的最大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周王室国力的进一步衰微，从此以后，王室再也无力西顾，以至于后来王室大臣出差来到周之故都，见到禾黍离离，不禁悲从中来，不可自禁。不仅王室从此一蹶不振，就连此后的周天子从此都要受制于人，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际上沦落到还不如一个诸侯国君的地步。

　　

　　一句话，平王东迁，实是无可奈何的周平王的一着臭棋，每每读到这里，笔者心里总感慨万分：这一迁，真是历史不能承受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