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不偏不倚，对万物平等看待，没有偏好；一是指专心一意地集中在一个事物上。如果耳目不乱听乱看，心不想这想那，无论事物如何千变万化，都能准确地把握住，即使远在天边，也像在眼前一样。除“虚”、“一”外，还要求“静”，即情绪要安定，不能心烦意乱，只有心静了，才能保持发挥智慧的最佳心境。《管子》的认识论总体上是唯物主义的，但也有很大缺陷，那就是过分强调了“因”的原则，以至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认识陷入了被动的地位。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现存的《管子》76篇中，约有三分之二涉及经济问题，约有三分之一专谈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学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管子》认为，社会的治乱，政治的得失，战争的胜负等，无不取决于人们物质生活的状况。治国必须先从经济入手，把富国富民放在首位。民众有财产就眷恋故土家园，敬畏统治者，遵守各项法和社会秩序，不会轻易犯罪，国家就可大治。相反，如果民众贫困，就不会安定，从而犯上作乱，铤

　　而走险，社会就要大乱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对此《管子》阐述得十分明确，开篇第一句就说：凡拥有国土、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意四时农事，保证粮食储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会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紧接着便提出了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维持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百姓生活状况的好坏，主要标志乃是粮食的多寡。粮食又来源于土地。

　　《管子》中至少有五篇文章专门研究土地及与土地利用有关的问题，认为土地乃为政之本，所以治国必先“正地”，使土地长短大小都整齐划一，燥湿相宜，肥瘠适中，因地制宜地种植作物，使地力充分得到利用。土地不会自动长出庄稼来，还必须靠农夫勤耕熟耨努力生产。在粮食生产问题上，把土地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结合起来考察，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

　　《管子》认为，贫富过于悬殊对国家是不利的。法令之所以不能实行，万民之所以难于治理，根源在于贫富不均。一方面，百姓过于贫穷就会不知廉耻，不好调教；另方面，过于富足又不便驱使。因此，《管子》并不反对不显著的贫富不均现象，而是主张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把贫富限定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范围之内。为了防止富者过富，贫者过贫，缓和贫富间的对立，《管子》提出了很多措施，概括说来，有以下几点：1.国家掌握一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在农忙季节赊售或出租给农民使用。2.注意农忙时节的物价动态，运用价格政策防止物价暴涨，杜绝富豪兼并的机会。3.运用预购制度先行付给农民资金，使农民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4.利用财政方式调剂各地民食，以丰收地区的赋税收入赈济歉收地区。5.运用行政命令让富豪之家以现金或实物贷给农民，只收或不收利息，甚至劝其不索还本钱。此外，还可将盐铁之利及森林山泽收归国有。总之，主张通过国家对生产过程和商品流通的控制，遏制豪强兼并势力，从而缩小贫富悬殊的差距。

　　《管子》的消费观念也是很特殊的，同时，也是它的杰出观点之一。它既与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宣扬节俭，又主张在某种情况下鼓励奢侈。在它看来，节俭是适用于正常经济条件下的原则，而奢侈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权宜之计。

　　它认识到消费是与生产密切联系着的，不适当的节俭或奢侈都会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关于过分节俭容易造成财富的积压，最终导致谷贱伤农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为什么在一定情况下鼓励奢侈还可能推动生产发展呢？《管子》说，在遭受严重旱涝灾害的时候，农民往往大量破产失业，这时如果统治者大兴土木，广建宫室，就可以扩大人民的就业机会，使他们不致颠沛流离，从而有助于此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繁荣。如果在生产不振之时还要厉行节约，那么生产将更难于振兴。

　　循着这一思路，《管子》认为，厚葬时开掘巨大的坟墓，制作豪华的丧服，打造大型的棺椁都可以给贫苦的农夫、妇女、木工提供较多的工作机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它甚至把这一观点推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极端，认为鸡蛋、木柴在煮烧之前，都不妨雕饰一番，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从事雕绘工匠的生计。但书中同时又指出，侈糜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在财富有相当的积蓄和不误正常农时的情况下才能实行。《管子》的这种消费观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极其少见。它深刻认识到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有一定的道理。北宋时的范仲淹就运用这一观点解决旱灾问题收到了良好效果。类似见解在西欧直到17世纪才提出来。

　　《管子》经济思想中最独特而又颇具影响的是它的轻重理论。轻重一词在《管子》中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封建国家的财政、土地政策、经济体制、货币、物价、积蓄，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或措施，如对内对外贸易、农业手工业生产奖励等等，都是轻重理论的重要应用范围。书中最侧重论述的是货币、物价和农产品交换。

　　轻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主张国家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它认为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因为某些人为或自发的因素使其形成轻重之势。

　　轻与重还可以用价格的贵与贱来表现，一种东西人们重视它，它就值钱，轻视它，它就贬值；数量少则重，数量多则轻；积聚起来则重，散发开来则轻。东西变得“重”了，即使路途很远也会流通过来；变得“轻”了，本地的东西也会流往他处。事物之轻重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譬如，年景的好坏可以造成粮价的贵贱，经济管理的得失也能影响物资的有无和物价的涨落。假定国家不去控制，商人们就会操纵市场，趁物资粮食紧张的时候，抬高物价，必然导致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再如当年夏桀拥有天下，财用却不足；商汤领地仅70里，财用却有余。这不是因为上天单单为商汤下雨浇灌庄稼，也不是土地单单为商汤生产财物，只因伊尹善于运用轻重之术流通万物的缘故。因此，轻重敛散之术应该成为治理国家最基本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