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题记：我们很多朋友学英语感觉很困难，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得法。毛主席晚年学英语成效显着，他的方法有什么窍门值得研究。

　　这是一幅我们不陌生的照片，一般的说明是1957年毛主席在飞机上工作。

　　据毛主席的政治秘书林克的日记记载，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学英语时，由身边摄影师拍摄的。

　　毛泽东是在1910年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英语”这门课程的。这一年，他17岁。从1910年秋到1918年夏，毛泽东先后换了五所学校，这些学校都开设了英语课。大概因为他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国学和社会上，因此对英语重视不够，并未真正学好。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了能直接看懂外文书刊，并为日后出国做准备，毛泽东又开始补习英文，但收效不大。

　　此后，毛泽东在湖南创建党的早期组织，投身革命洪流，更加没有时间来补习英文了。但是，他心中一直怀有学好英语的愿望。

　　在延安时期，他还自学了一段时间的英语。1946年8月，毛泽东接见美国着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着名论断。当时翻译把“纸老虎”这个词翻译成“Scare-crow”。

　　毛泽东立即打断谈话，问斯特朗：“‘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回答说：“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放在田里吓唬乌鸦。”毛泽东听后，立即表示这样翻译不够确切。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接着，毛泽东就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对外语的领悟能力。只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毛泽东的英语学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可能接受系统训练，达到专业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萌发了学习英语的念头。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已经年过花甲的毛泽东学习积极性极高，每天都坚持学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英语。外出视察或开会时，他就利用坐火车、飞机、轮船的时间来学英语。旅途很辛苦，但毛泽东一学英语就忘记了疲劳。曾为毛泽东开专机的李恩如回忆说：“毛主席每次上飞机后，首先把书放在茶几上。他在飞机上常看外语书。有一次，毛主席视察回来，飞机已经着陆了。许多领导和群众在机场迎接。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毛主席走出飞机。机场上的人都很着急，不知机舱里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毛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学外语呢！”随行的摄影师见此情景，拿起相机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据林克（1954年秋开始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一直到1966年。在那段时间，他除了秘书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帮毛泽东学习英语）回忆，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是在火车上，还是在轮船上，都随时抓紧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他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途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58年9月10日至21日，他巡视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公社，大部分行程是乘汽车，每天都要乘六七个小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使如此，学起英语来仍很有精神。

　　帮助毛泽东学英语除了他的秘书林克，还有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后来是唐闻生、王海容等人。那时毛泽东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多，于是他先从阅读英语版的《人民日报》、《北京周报》、新华社的英语新闻和政论文章入手，再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等的英译本。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学英语也是如此，身边经常放着两本字典，一本是《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一本是《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以备查阅。

　　每次到外地视察时，他都带着字典走。遇到生疏的单词和短语，他就翻阅英汉或汉英字典，然后在书本空白处密密麻麻地记下来。看到主席如此发奋学习英语，考虑到他工作繁忙，他的英语老师就事先把毛泽东未学的单词抄出来，然后帮他查字典，以卡片的形式抄下来。在主席的遗物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英语单词卡片。

　　据章含之回忆（她1964年元旦后开始教毛泽东学英语），1964年夏，毛泽东就暂停学习英语了。他对章含之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后来毛泽东并没有因为“文革”就不再学习英语了，正如他对章含之所说的，是“暂停学习”。从毛泽东保留的英语卡片上“打开了中美人民之间关系中新的一页opened a new pag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出口export”、“进口import”等内容，我们可以得知，毛泽东1970年代初期已经恢复了英语学习。

　　毛泽东把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着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着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从英语卡片上“必然王国realm of necessity”、“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认识了必然就是自由To know necessity is freedom”等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视对马列着作的学习。

　　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的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做了详细批注。有些着作，他学习过多遍，如《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开始读第一遍；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开始读第二遍；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开始读第三遍。

　　毛泽东反复强调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但由于工作太忙，毛泽东学日语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毛泽东不仅自己历来重视外语的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并身体力行。

　　1958年1月，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习一种外国语，争取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又重申了这一建议。到了19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学习英语。

　　他曾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毛泽东的意思是，只有学好了英语，见了不会说中文的马克思才有可能说上话，才有可能交流思想。

　　了解了这些以后，再回头思考毛主席在飞机上学英语的诀窍，其实很简单，就是专心致志。

　　仔细看看毛主席学习英语过程，很多都是在外出视察的途中，都是相对零碎的时间，同时又是相对安静的时候。

　　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他从研究语言角度去学习，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比较学习法，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精通一门语言——母语中文的前提下，再来学习第二种语言，这样就可以比较，比较学习法就可以实现高效率。

　　最根本的还是主席的勤奋精神，这是举世公认的。就凭毛主席那么大年纪，读《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就读了三遍，这在当代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