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评价说:王观澜是我们党内最懂得农民与土地的人之一。1954年秋,王观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55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邓子恢等“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这样一来,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在3年内就完成了。由于急躁冒进,违反规律,脱离实际,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来北京上访的农民一拨接着一拨。
对农村出现的种种问题,王观澜极为关注。他身穿旧棉衣棉裤,亲自到上访农民家中,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意愿。上访农民很乐意和这位“老农”干部谈心,但他们没想到,这位“老农”,正是他们要找的中央农业部门的高官。
带着农民遇到的实际难题,1956年4月,王观澜率一个工作组,南下浙江临海等县农村搞调查研究。在临海,他为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他们头年的人均粮食比上一年有所减少,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如实反映情况。他在报告中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批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的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报告随即被批转全国各地。
看了毛泽东的批示,王观澜很是兴奋,他认为农村和农民问题,一定能得到切实解决。
但令人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全国再度泛滥起一股更“左”的思潮。报纸上不断出现放“高产卫星”的报道,河北徐水某公社亩产超万斤的消息,还上了《人民日报》头版。
头脑清醒的王观澜不信,他随邓子恢副总理驱车前往徐水,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两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情况很不正常。王观澜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也不符合当前的科学水平。”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王观澜再次表示:“这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及家里情况,并开玩笑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咱们疏远了。”
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之间显得并不紧密。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却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王观澜内心很不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但总感觉场合不合适,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于是他和妻子徐明清商议,以妻子的名义俩人共同给毛泽东写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敬礼!
明清1961年1月25日由于当时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王观澜也考虑到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信写好后,他郑重地把3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他说:“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当普通来信来访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妻子套了3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最后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3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你们的信收到了,谢谢!”
知晓了毛泽东对信的态度,王观澜夫妇这才放了些心。特别是王观澜,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
1962年初,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个晚上,已经9点多了,毛泽东打来电话,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那天,毛泽东站在门口迎接他,特别客气,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毛泽东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并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