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屈能伸，这就是真正的政治家。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那段岁月，是他人生中最失意且又极其难熬的日子——受排挤，遭打击，挨批判，被撤职，经历了诸多磨难，心情很不舒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中央苏区过了四年的小媳妇生活。”这段难忘的岁月，让毛泽东刻骨铭心，此后他曾多次提及过。然而，毛泽东有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伟大的抱负，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下，他最终能够战胜对手，也战胜自己，度过艰难险阻，得以脱颖而出。

　　

　　一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他们凝聚了许多心血的红四军挥戈东向，二次入闽。不久，就解放了长汀、永定、龙岩3个县城，开创了闽西工农割据的新局面，为后来全面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付出了辛勤劳动，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在这时，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红四军，他不顾其他人的阻止和反对，立即展开了一场关于红四军建设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设立军委这样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早在1928年4月，红四军就已经成立了军委。而且在红四军的“六大”会上，一致选举朱德为军委书记。到1929年2月，由于情况的变化，中共红四军前委作出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当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来到红四军后，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他任临时军委书记。这时的刘安恭把苏联党内斗争组成派别进行大辩论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红四军，四处游说，进行非组织活动。在他的挑拨下，以至形成了一部分人拥毛、一部分人拥朱的不正常现象。特别是在湖雷会议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一种意见要求设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另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设立军委，“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争论来争论去，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和结论。于是，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结果，不但争论没有得到解决，毛泽东反而以“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作风遭到批评，还给了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在随后的前委书记的选举中毛泽东落选了，陈毅取代了他。这次会后，7月8日，毛泽东离开了他凝聚了不少心血的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的身份，和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等同志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指导和开展地方工作。没多久，毛泽东患上了疟疾，且病情严重，先后到上杭的苏家坡、大洋坝等地养病。可以说，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失意的岁月。分开后的陈毅、朱德仍时常惦记着毛泽东。陈毅在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之前，专门来到蛟洋毛泽东的住处，十分诚恳地对毛泽东说：“你是不是能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以身体不好为由，执意不肯“出山”。陈毅深知毛泽东的性格，便没有再说什么，就同毛泽东告别了。朱德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回到红四军，回到前委。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毛红军，朱离开了毛怎么能过冬啊！”在战斗间隙，他十分惦记毛泽东，常对康克清说：“不知老毛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了？”不久，陈毅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完后回到了红四军，并带回了中央“九月来信”。朱德和陈毅联名致信在上杭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为表示诚意，他们还派部队前去迎接他。此时的毛泽东读了中央“九月来信”后，心情豁然开朗，身体似乎也好了许多。尽管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仍然立刻回到了红四军。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再次相见，互相作了检讨。毛泽东也表示愿意主持前委工作。

　　

　　二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11月1日至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军事路线、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此前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就遭受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在这次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等继续遭到批评和责难。把毛泽东、朱德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并被扣上“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也成为了党内右倾的代表，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赣南会议”结束的第二天，11月7日，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这一天，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主席。从此，“毛主席”的称呼一直伴随了他一生。然而，按照中央指示和大会决议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只是15名委员中的一个。“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及总前委等组织机构，毛泽东的总前委书记也相应取消。所有全国红军统一由“中革军委”领导。这样，毛泽东继红四军“七大”后，再一次被排挤出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虽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可以说并没有实际的权力，政府日常工作也多是由副主席项英打理。不久，毛泽东便去了东华山休养。临行前，毛泽东顾全大局，以红军利益为重，一再对周恩来和项英说：“如前方有事，我会随叫随到。”1932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虽遭朱德、王稼祥等人的坚决反对，仍然发布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结果，久攻未能得手，情况极其危急。这时，项英急匆匆地从瑞金赶往东华山古庙，谈了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情况，说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并转交了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一直在关注赣州前线战事的毛泽东，以红军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刻带上警卫班冒雨赶到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部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危。当晚，毛泽东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前线。

　　

　　三

　　

　　赣州战役，使朱德、周恩来越来越感到红军离不开毛泽东，毛泽东也离不开红军，希望毛泽东重新回到红一方面军指挥作战。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决要求下，苏区中央局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在前线组织最高军事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这样，毛泽东终于又回到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重新与朱德、周恩来一起领导、指挥红一方面军。然而，此前的赣南会议并没有消除毛泽东与中央的分歧，相反，在以后多次的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分歧越来越大，且已达到了尖锐的程度。毛泽东简直成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眼中钉”。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局成员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已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这次会议把矛头更加突出地指向了毛泽东，特别是“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因反对中央的“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的错误思想，而被中央冠以“纯粹防御路线”，认为其“消极态度”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会上毛泽东据理力争，并得到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人的支持，但是仍遭到苏区中央局后方多数成员的反对，毛泽东的反驳被看作是和中央对着干，是对自己错误思想的一意孤行，是目无领导的狂妄自大。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周恩来用此前数次的经验教训明确表示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对战争有帮助。”朱德、王稼祥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会议最后采取了周恩来的折中方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当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地话别时，毛泽东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就这样，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第三次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会后不久，中革军委一纸通令，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代之。毛泽东被“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也从上海迁入苏区，毛泽东的命运再次雪上加霜，支持毛泽东路线的罗（罗明）、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也遭到了批判，毛泽东更加孤立。接着，博古又免去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张闻天接任，此时的毛泽东就只剩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他去了长汀的福音医院养病，在这里住了三四个月。他在1965年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时，曾回忆起这段历史。毛泽东调侃地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在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的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从这段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内心是多么的憋屈和辛酸，有着难以掩饰的不平。然而，排挤归排挤，打击归打击，毛泽东有着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他在逆境中没有被压力击垮，用工作来打发时光，调节心态，充实自己。在休养的日子里，坚持半天休息，半天工作。他利用早上和傍晚的时间去找农民谈心拉家常，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还征求农民兄弟对苏维埃政府的意见与要求。休养四个月，毛泽东搞了四个月的深入调查，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不朽的光辉文献。这些着作后来全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后来，毛泽东被中央召回，到瑞金按照中央的安排，从事一些政府事务性工作。例如，1933年6月在他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通过广泛的查田，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动员、战事筹款以及扩展红军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他还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工作亲历亲为。毛泽东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红军的数次反“围剿”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支撑和后方保障。毛泽东在度过这些失意的日子后不久，1935年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从这时起，毛泽东进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走上了党的主要领导岗位。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1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