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重庆谈判其间曾43个昼夜寸步不离保护毛泽东）、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

　　

　　而这三大侦察专才之一的陈泊，是一位独臂侦查英雄，他在两次行动中抓获特务100余名。毛泽东盛赞其为延安的“福尔摩斯”！多年后，习仲勋也盛赞陈泊是“红色福尔摩斯”。

　　

　　陈泊又叫布鲁，原名卢茂焕，海南岛人。陈泊搞情报工作很有一套。他几次独自到距延安数百里的边境情报点去检查工作，颇多斩获，每次都能带回很有价值的情报。

　　

　　一次，陈泊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在近期派遣一名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情况。经过请示，陈泊果断布网，很快抓获了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陈泊连夜进行审讯，这个特务坦白交待了全部计划。陈泊决定自己取而代之，化装成此特务，到几个县去摸摸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老底。

　　

　　事不宜迟。第二天，陈泊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出发了。他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的记者证，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开口就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对他不敢怠慢，带领其他官员将他们收集到的我方情报，向这位“钦差大臣”一一陈泊全面汇报。陈泊又记又问，还要看材料特别注意每一项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一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听完了汇报，还要郑重其事地“指示下一步的工作”，以国民党官场的一套，对这些人大加训斥。

　　

　　在延长县得手后，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６个县，对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内部，进行了探查。回来后，他详细整理了各个县的材料，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

　　

　　首战告捷，陈泊旗开得胜。这次捕捉活动抓获了特务40多人，大大削弱了国民党潜伏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同时，我党将这些县的国民党党部反共的罪恶活动加以公布，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灰头土脸。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这些破坏合作的见不得人的勾当，遭到了国人的唾骂。

　　

　　1942年春节前夕，陈泊接到密报：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行动诡秘的男子，名叫陈兴林，这个陈兴林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谈具体情况。

　　

　　陈泊感到这个人的价值重大，于是连夜秘密会见陈兴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特别是交待了这次潜入边区的任务。陈泊听后，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陈兴林是被迫加入军统的，他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和几位同为热血青年的同学相约一同去延安，准备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谁知走到临潼时，落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之手，他们被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陈兴林以优异成绩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给学员们上课。

　　

　　汉中特训班很绝密，是军统头子戴笠一手创办的特务组织。特训班学员都是被骗来的初中文化以上的青年男女，人员准进不准出，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枪法、爆破、暗杀及如何窃取情报的技术等。这种训练3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即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但规定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实施刺杀延安的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等。

　　

　　其时，汉中特训班已先后办了九期。陈兴林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始终是教官。1941年年底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欲大举进攻延安，需要部署那些已经潜伏下来的特务，做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是由于这些人按要求长时间不与上峰联系，特务机关既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的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惟一的办法就是选派一个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到延安去，从接触中逐个认识，布置任务。陈兴林被选中了，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一期到九期的学员，他个个认识。

　　

　　当陈兴林接受了任务装扮成一名小商贩，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时，刚到界子河，就被我方的巡查人员抓获。

　　

　　陈兴林之所以在审讯中流露出愿意向共产党投诚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的确是大大有别于国民党的政党，其一切行动表明，这个党完全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听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不由地分外思念老母亲和去年成婚的乡村妻子。

　　

　　陈兴林向陈泊谈完这一切后，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自由地回老家庆阳三天，探望老母和去年才成婚的妻子后，再返回延安。

　　

　　对于已经投诚的陈兴林提出的这一回乡看看的要求，边区政府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人持反对态度，说这是军统特务惯用的伎俩，肯定是想借机逃走；有的人建议派便衣人员武装跟踪，或者将陈兴林母亲和妻子接到延安来。

　　

　　沉稳冷静的陈泊与上述两种意见截然相反，他主张让陈兴林自由地回庆阳去。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一是庆阳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陈兴林能往哪儿跑呢？二是他即便逃了，其家室还在，陈兴林能不担心家人的安全吗？三是他既然主动交待了一切情况，就是诚心的，否则不怕我方公布他的材料么？

　　

　　陈泊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社会部的肯定，陈兴林回乡看看的想法得到了批准。

　　

　　陈兴林临行前，陈泊亲切地对他说：“你放心回去，我们决不会派人跟随你。”他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并送给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感动得泪流满面。三天后，陈兴林如期回来了，见到陈泊就感动地讲起回家的感受，说共产党对老百姓真好，去年庆阳闹了旱灾，边区政府给农民发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家也得到了200斤细粮。在老家的所见所闻，更坚定了陈兴林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

　　

　　“五四”青年节很快就到了，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陈泊带上陈兴林和十几名挑选出来的保卫干部，便衣武装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9时起，延安各单位的队伍打着写有纪念“五四”字样的旗帜，唱着歌列队进场。作了伪装的陈兴林睁大眼睛望着。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陈兴林指认出特务36名。会后，保卫部门进行逮捕，又加以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大多数招供，其后再经过这些人指认，相继抓获同党20多人，总共60多人的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令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军委保卫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之广，潜伏程度之深，是无法想象的。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无所不在，还有少量的钻进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交通部门！这么多的“卧底”，如不是这次及时抓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被一举破获的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中央领导人都感到十分振奋。毛泽东听了汇报后，不禁赞叹：“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不久，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中央社会部吸收陈泊参加，认真研究，决定对这次抓获的６０多名特务，一个也不判刑，而且对认罪好的释放出去，让他们走自新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对于共产党有着重新认识的特务人员，释放后没有一个人重回国民党军统，大多数人成了拥护抗日救国的革命者。陈兴林本人呢，两年后也光荣地成为了共产党员。

　　

　　破获“汉中训练班”大案的一年后，陈泊以其杰出的谍报才干，在情报战线再建奇功，那就是于1943年6月及时地洞察出军统特务企图，慧眼识破前来谋害毛泽东的假新四军旅长。他因此而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彰，这位延安“福尔摩斯”更出名了，成了军统特务的克星。

　　

　　据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1944年她与丈夫习仲勋在陕西绥德地委后院举行婚礼的时候，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为她与习仲勋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四十多年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专门写了纪念布鲁的文章，还为他题词———“红色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