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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黄克诚大将:党史上唯一九上九下的人_党史故事_中华历史故事网  •  Size: 41111  •  Last Modified: Sat, 21 Oct 2017 15:38:2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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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大将:党史上唯一九上九下的人

发布时间:2013-11-07 11:04:07 来源:中华历史故事网 点击: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
  
  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黄克诚是1923年6月在湖南衡阳省里第三师范见到毛泽东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广州参加了由毛泽东等领导的政治讲习班,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下,千里找党,从湖南到湖北,再去上海,终于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由在上海的中央军委直接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之后派到中央苏区。
  
  黄克诚忠诚于党突出表现在:面对敌人的升官发财的诱惑不动摇,面对党内的错误批判不灰心。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9次被错误批判、降职,险些被杀头。他面对这一切,丝毫未动摇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途让他退出,剥夺了他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试想,这对一位时年60岁、功勋卓着的老党员,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后来流传的那首七律: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这,似乎是一种无奈,但,那是一种从容、一种自信,无比坦荡开阔的胸怀。几经沉浮总不悔,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信党的伟大正确——包括坚信党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敢于直言坚持真理
  
  黄克诚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大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黄克诚传》中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身为一名师政治委员,直接给毛主席发电报,阐明自己的立场;国共合作抗战后,在对第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调研中,提出要恢复八路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又一次给党中央发电报,建议派10万大军进军东北,并亲率新四军三师三万多人北上;在东北战场,又一次给毛主席发电报,提出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他对军队中党的建设提出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等。
  
  黄克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还突出表现在遇事敢讲真话,敢于直言,不盲从,不苟同,不迎合。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黄克诚这个人爱提意见,从支部到中央他都提。他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1959年在庐山同毛泽东当面谈话时,认为四平保卫战是个消耗战,毛泽东说是由他决定的,黄老直率地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是不该打的。”
  
  敢于直言有时是要冒风险的,特别是同上级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黄克诚的很多好的意见,大多被采纳了或在历史发展中被采纳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内生活的健康正常。但,也有许多不正常。
  
  传记中说:“黄克诚是个智者,也是个常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有一个过程,只不过他需要的时间可能少一些。”1959年庐山会议他可惹了祸。他本来在北京留守,会议开得紧张,为“救兵”叫他上山。上山后他感觉到风声鹤唳,他本可以缄口不言,但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顶住压力,挺身直言,“救兵”成了“反兵”,结果成为右倾反党集团的二号头目被批判。他也有过两次“违心”的检讨,但在“文革”中,面对非人道的审讯,声明:“以前凡是逼他写的检查材料、交代,一律无效”。当你读完传记中庐山会议前前后后,就能理解在那种形势下,“违心检讨”既是一种无奈、也是维护党内大局的需要,他仍不失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政治品德和人格个性。这与那种不讲原则,看领导眼色办事,讨领导喜欢说话,溜须拍马,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1980年,国内出现一股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中央酝酿讨论要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段历史作出一个决议。黄克诚非常赞成邓小平“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的讲话,觉得这是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还有许多人听不进去,弯子转不过来。他那时已完全失明,全凭脑子记忆,在中纪委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以一个深受“左”倾其害者的身份,用实事求是、唯物史观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正确评价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大多数与会者被黄克诚坦荡的胸怀所折服。他的讲话正式发表后,对纠正当时少数持“非毛反毛”错误观点,对稳定民心、推动改革开放沿正确方向前进,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更显现黄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恩怨、大气磅礴、坚持真理的政治品德和开阔胸襟。
  
  光明磊落秉公办事
  
  在庐山会议批判黄克诚时,有人提到黄克诚所谓“贪污黄金案”,使与会者十分惊讶,这使一向给人以“正直、廉洁”形象的黄克诚蒙上了不白之冤。经立案调查,所谓黄金问题,那是指1945年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从苏北进军东北时所带的经费。大军千里挺进东北,经费靠自己解决。这笔经费经东北局批准,存入东北银行保管,用于建立根据地、部队整编、救助伤病员等。黄老有经费审批权,但个人不直接经手,由专人管理,亦不是他的“小金库”,开支很节省,且有详细开支账目可查。审查后还了他一个清白。在传记中,对此事作了详细的叙述,更显黄克诚光明磊落,秉公办事的高尚人格。
  
  黄克诚出任中央纪委书记后,不顾年迈多病,不遗余力地抓党风党纪建设。1980年,针对当时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贪腐问题和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他主持制定了《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文件下发后,他坚决贯彻执行,绝不迁就包庇。
  
  传记中写到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的一些事。对总参领导杨勇同志在京西宾馆花400元公款,欢迎欢送干部的事,进行了严肃批评,杨勇作了检查,用工资补上了饭费。一位厨师揭发商业部部长王磊公款请客吃饭少付钱的事,中纪委查实后发通报进行批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在高级干部中影响很大。群众来信反映时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3件事:到江苏考察沿途提前交通管制,山西有人反映要给华在交城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等事。黄老不因问题涉及领导而回避,一面通报给华国锋本人,一面组织人员调查。华国锋制止了这些做法,还给中纪委回了信,说明涉及他几件事他已分别处理了。中央还作出了“少宣传个人”的决定。
  
  读过《黄克诚传》,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党内高层多几位像黄克诚这样的领导人,就能更加有力地处理我们党内的腐败问题,震慑和挽救那些在犯罪边缘的人,也不会让人民有那么大的意见,必将大大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
  
  来自人民一心为民
  
  黄克诚出身湖南贫苦农民家庭,之所以投身革命,是为了广大人民求解放,谋福祉。他一生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所难。在《黄克诚传》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和诸多事实,记述了他爱人民,为人民的史实。
  
  1940年,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黄克诚奉命率部开进华中,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共同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苏北人民在敌、伪、顽的掠夺和压榨下,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地处沿海的阜宁一带,大海潮成灾,百姓流离失所。黄克诚到达后,目睹人民群众背井离乡,灾民遍地的情景,他决定帮助人民解决水患。他亲自征询各方面意见,动员3万多民工和部队挖土筑堤。军民携手奋战3个多月,于1941年7月,筑起一道45公里的拦海大堤。就在新海堤筑起的次日,巨大的海潮翻腾而至,水位高出以往大潮。但新海堤屹然未动,保住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时至今日,苏北人民一说起当年修海堤的事,无不对黄克诚,对新四军三师充满敬意和怀念之情。
  
  1948年5月,黄克诚奉命担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领导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为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和入关南下做准备。他从哈尔滨出发,与分局常委胡锡奎边走边调查沿途情况。因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严重,这一地区经济萧条,粮食缺乏,灾民达200余万人,宁城、赤峰、赤西,情况尤为严重,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口达1万多。到任后,黄克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战备储备粮中先拨出一部分,急送重灾区。同时决定,取消分局机关设立的首长小灶,一律到机关食堂就餐;各级党政机关精简,把节约的粮食送往前线。
  
  新中国建立以后,黄克诚到军委总部工作,长时间担任军委秘书长,并先后主持总后、总参工作,掌管国防费的预算和分配。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解决数百万军队长期住民房问题,军委把营房建设列为1953—1954年的工作重点。黄克诚亲率总后营房部门的领导深入北方几个军区进行调研,提出了经费包干的办法,并号召部队自己动手,砖瓦沙石灰“五自给”。经过全军上下的共同努力,至1959年,新建营房4600多万平方米,全军基本上都有了固定营房,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黄克诚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终生与人民心贴心的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好传统好作风。
  
  廉洁自律克己奉公
  
  读《黄克诚传》,黄克诚一生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感人事迹和优良作风,同今天一些干部的奢靡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掌握好、掌握牢红色政权,就必须向他那样生活,那样做人,那样当领导。
  
  黄克诚在吃、穿、住等方面向来标准很低。他的节俭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少有。战争年代,他身上穿的是统一制发的军装,洗得发白了依然舍不得换新的。1945年从苏北向东北进军时,当地士绅为他做了一件蓝呢子大衣,他从未穿过,现在成了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馆的展品。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他也从未置办过一件高档服装。
  
  他下部队视察、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只带一两名工作人员,从不住地方宾馆,不允许下面高标准接待,并嘱咐随行人员按规定交纳食宿费。在住房、用车等方面,更是严格执行规定,有时近于苛刻。1952年进京时,他住在万寿路一栋普通平房里,后来因工作需要搬到北海旁的一个小院,房少屋旧,冬漏风,夏漏雨,房管部门要大修,他说,那要花很多钱,简单维修一下即可,而且一住就是4年,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一些的院子。
  
  1977年他担任军委顾问后,被安排到市里一个小院,楼房是几十年前盖的,年久失修。简单整理了一下他就住了进去。房子漏雨,夏天他的卧室里要放几个脸盆接水,墙壁潮湿。营房部门造了个三万多元的预算给他翻修,他一看花钱太多,坚决不同意,要求只把漏雨的地方修补好就行。他的房子临街、噪声大,休息不好。营房部门已安排加高围墙,修一下大门,材料都准备了,他还是未同意。
  
  公家给他配的专车,他规定子女一律不准使用。小儿子黄晴结婚,就是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家的。黄克诚夫妇非常疼爱他们的小孙子,一次下雨,司机怕耽误孩子上学,想用车送他,结果也被黄克诚夫妇拒绝了。
  
  读这本传记,我总是觉得他太忙、太累、受委屈太多。参加过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但不居功;在军队工作,司令、政委、后勤部长、秘书长、总参谋长都任过,还当过卫生部长,身兼数职是常事,任劳任怨不说累;在地方,书记、主任、省长都任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心中唯独没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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