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

　　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黄克诚是1923年6月在湖南衡阳省里第三师范见到毛泽东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广州参加了由毛泽东等领导的政治讲习班，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下，千里找党，从湖南到湖北，再去上海，终于同党中央接上了关系，由在上海的中央军委直接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之后派到中央苏区。

　　

　　黄克诚忠诚于党突出表现在：面对敌人的升官发财的诱惑不动摇，面对党内的错误批判不灰心。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9次被错误批判、降职，险些被杀头。他面对这一切，丝毫未动摇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中途让他退出，剥夺了他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试想，这对一位时年60岁、功勋卓着的老党员，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九上九下，九下九上者，唯黄克诚也。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后来流传的那首七律：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这，似乎是一种无奈，但，那是一种从容、一种自信，无比坦荡开阔的胸怀。几经沉浮总不悔，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信党的伟大正确——包括坚信党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

　　

　　敢于直言坚持真理

　　

　　黄克诚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大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黄克诚传》中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身为一名师政治委员，直接给毛主席发电报，阐明自己的立场；国共合作抗战后，在对第115师平型关大捷后出现一些问题的调研中，提出要恢复八路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他又一次给党中央发电报，建议派10万大军进军东北，并亲率新四军三师三万多人北上；在东北战场，又一次给毛主席发电报，提出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他对军队中党的建设提出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等。

　　

　　黄克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还突出表现在遇事敢讲真话，敢于直言，不盲从，不苟同，不迎合。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黄克诚这个人爱提意见，从支部到中央他都提。他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1959年在庐山同毛泽东当面谈话时，认为四平保卫战是个消耗战，毛泽东说是由他决定的，黄老直率地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是不该打的。”

　　

　　敢于直言有时是要冒风险的，特别是同上级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黄克诚的很多好的意见，大多被采纳了或在历史发展中被采纳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内生活的健康正常。但，也有许多不正常。

　　

　　传记中说：“黄克诚是个智者，也是个常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也有一个过程，只不过他需要的时间可能少一些。”1959年庐山会议他可惹了祸。他本来在北京留守，会议开得紧张，为“救兵”叫他上山。上山后他感觉到风声鹤唳，他本可以缄口不言，但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顶住压力，挺身直言，“救兵”成了“反兵”，结果成为右倾反党集团的二号头目被批判。他也有过两次“违心”的检讨，但在“文革”中，面对非人道的审讯，声明：“以前凡是逼他写的检查材料、交代，一律无效”。当你读完传记中庐山会议前前后后，就能理解在那种形势下，“违心检讨”既是一种无奈、也是维护党内大局的需要，他仍不失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政治品德和人格个性。这与那种不讲原则，看领导眼色办事，讨领导喜欢说话，溜须拍马，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1980年，国内出现一股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中央酝酿讨论要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段历史作出一个决议。黄克诚非常赞成邓小平“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的讲话，觉得这是个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还有许多人听不进去，弯子转不过来。他那时已完全失明，全凭脑子记忆，在中纪委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以一个深受“左”倾其害者的身份，用实事求是、唯物史观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正确评价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大多数与会者被黄克诚坦荡的胸怀所折服。他的讲话正式发表后，对纠正当时少数持“非毛反毛”错误观点，对稳定民心、推动改革开放沿正确方向前进，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更显现黄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恩怨、大气磅礴、坚持真理的政治品德和开阔胸襟。

　　

　　光明磊落秉公办事

　　

　　在庐山会议批判黄克诚时，有人提到黄克诚所谓“贪污黄金案”，使与会者十分惊讶，这使一向给人以“正直、廉洁”形象的黄克诚蒙上了不白之冤。经立案调查，所谓黄金问题，那是指1945年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从苏北进军东北时所带的经费。大军千里挺进东北，经费靠自己解决。这笔经费经东北局批准，存入东北银行保管，用于建立根据地、部队整编、救助伤病员等。黄老有经费审批权，但个人不直接经手，由专人管理，亦不是他的“小金库”，开支很节省，且有详细开支账目可查。审查后还了他一个清白。在传记中，对此事作了详细的叙述，更显黄克诚光明磊落，秉公办事的高尚人格。

　　

　　黄克诚出任中央纪委书记后，不顾年迈多病，不遗余力地抓党风党纪建设。1980年，针对当时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贪腐问题和特殊化等不正之风，他主持制定了《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和《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文件下发后，他坚决贯彻执行，绝不迁就包庇。

　　

　　传记中写到黄克诚抓党风“不怕撕破脸皮”的一些事。对总参领导杨勇同志在京西宾馆花400元公款，欢迎欢送干部的事，进行了严肃批评，杨勇作了检查，用工资补上了饭费。一位厨师揭发商业部部长王磊公款请客吃饭少付钱的事，中纪委查实后发通报进行批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在高级干部中影响很大。群众来信反映时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3件事：到江苏考察沿途提前交通管制，山西有人反映要给华在交城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等事。黄老不因问题涉及领导而回避，一面通报给华国锋本人，一面组织人员调查。华国锋制止了这些做法，还给中纪委回了信，说明涉及他几件事他已分别处理了。中央还作出了“少宣传个人”的决定。

　　

　　读过《黄克诚传》，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党内高层多几位像黄克诚这样的领导人，就能更加有力地处理我们党内的腐败问题，震慑和挽救那些在犯罪边缘的人，也不会让人民有那么大的意见，必将大大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

　　

　　来自人民一心为民

　　

　　黄克诚出身湖南贫苦农民家庭，之所以投身革命，是为了广大人民求解放，谋福祉。他一生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所难。在《黄克诚传》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和诸多事实，记述了他爱人民，为人民的史实。

　　

　　1940年，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黄克诚奉命率部开进华中，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共同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苏北人民在敌、伪、顽的掠夺和压榨下，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地处沿海的阜宁一带，大海潮成灾，百姓流离失所。黄克诚到达后，目睹人民群众背井离乡，灾民遍地的情景，他决定帮助人民解决水患。他亲自征询各方面意见，动员3万多民工和部队挖土筑堤。军民携手奋战3个多月，于1941年7月，筑起一道45公里的拦海大堤。就在新海堤筑起的次日，巨大的海潮翻腾而至，水位高出以往大潮。但新海堤屹然未动，保住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时至今日，苏北人民一说起当年修海堤的事，无不对黄克诚，对新四军三师充满敬意和怀念之情。

　　

　　1948年5月，黄克诚奉命担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领导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为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和入关南下做准备。他从哈尔滨出发，与分局常委胡锡奎边走边调查沿途情况。因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严重，这一地区经济萧条，粮食缺乏，灾民达200余万人，宁城、赤峰、赤西，情况尤为严重，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口达1万多。到任后，黄克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战备储备粮中先拨出一部分，急送重灾区。同时决定，取消分局机关设立的首长小灶，一律到机关食堂就餐；各级党政机关精简，把节约的粮食送往前线。

　　

　　新中国建立以后，黄克诚到军委总部工作，长时间担任军委秘书长，并先后主持总后、总参工作，掌管国防费的预算和分配。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解决数百万军队长期住民房问题，军委把营房建设列为1953—1954年的工作重点。黄克诚亲率总后营房部门的领导深入北方几个军区进行调研，提出了经费包干的办法，并号召部队自己动手，砖瓦沙石灰“五自给”。经过全军上下的共同努力，至1959年，新建营房4600多万平方米，全军基本上都有了固定营房，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黄克诚关心人民，热爱人民，终生与人民心贴心的精神，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好传统好作风。

　　

　　廉洁自律克己奉公

　　

　　读《黄克诚传》，黄克诚一生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感人事迹和优良作风，同今天一些干部的奢靡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掌握好、掌握牢红色政权，就必须向他那样生活，那样做人，那样当领导。

　　

　　黄克诚在吃、穿、住等方面向来标准很低。他的节俭在我军高级干部中少有。战争年代，他身上穿的是统一制发的军装，洗得发白了依然舍不得换新的。1945年从苏北向东北进军时，当地士绅为他做了一件蓝呢子大衣，他从未穿过，现在成了第三十九集团军军史馆的展品。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他也从未置办过一件高档服装。

　　

　　他下部队视察、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只带一两名工作人员，从不住地方宾馆，不允许下面高标准接待，并嘱咐随行人员按规定交纳食宿费。在住房、用车等方面，更是严格执行规定，有时近于苛刻。1952年进京时，他住在万寿路一栋普通平房里，后来因工作需要搬到北海旁的一个小院，房少屋旧，冬漏风，夏漏雨，房管部门要大修，他说，那要花很多钱，简单维修一下即可，而且一住就是4年，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一些的院子。

　　

　　1977年他担任军委顾问后，被安排到市里一个小院，楼房是几十年前盖的，年久失修。简单整理了一下他就住了进去。房子漏雨，夏天他的卧室里要放几个脸盆接水，墙壁潮湿。营房部门造了个三万多元的预算给他翻修，他一看花钱太多，坚决不同意，要求只把漏雨的地方修补好就行。他的房子临街、噪声大，休息不好。营房部门已安排加高围墙，修一下大门，材料都准备了，他还是未同意。

　　

　　公家给他配的专车，他规定子女一律不准使用。小儿子黄晴结婚，就是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回家的。黄克诚夫妇非常疼爱他们的小孙子，一次下雨，司机怕耽误孩子上学，想用车送他，结果也被黄克诚夫妇拒绝了。

　　

　　读这本传记，我总是觉得他太忙、太累、受委屈太多。参加过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但不居功；在军队工作，司令、政委、后勤部长、秘书长、总参谋长都任过，还当过卫生部长，身兼数职是常事，任劳任怨不说累；在地方，书记、主任、省长都任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心中唯独没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