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事件，那就是被称为井冈双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杀。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收编了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从此，原井冈山上的两支地方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绿林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部队刚一改编，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参加了井冈山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新城战斗，取得大捷。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编为第32团，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32团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袁文才、王佐还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文才、王佐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他们在井冈山上的住处，也被规定为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的可靠通讯处。毛泽东在永新城向中央写信告知：“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曾为土匪首领的袁文才、王佐的命运岌岌可危。

　　

　　对中央决议应如何贯彻和执行，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主张实事求是。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柏露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了六大决议。一向与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坚决主张杀掉袁文才。

　　

　　而毛泽东不主张杀袁文才和王佐。他语重心长地说：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虽然他有些错误，但不能杀；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决议决定将他们二人分开，袁文才改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王佐升任三十二团团长，坚守井冈山。

　　

　　转战赣南的袁文才后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和县赤卫大队大队长。于是，袁文才率领宁冈赤卫大队与王佐的独立第一团相互配合，投入了收复边界的斗争，对党和红军依旧忠心耿耿。

　　

　　保护袁文才和王佐的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井冈山的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了。虽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柏露会议明确作出了不杀袁文才和王佐的决定，但是源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的一部分同志，又开始要贯彻六大的决议了，坚持认为袁文才和王佐是“土匪首领”，必须除之。

　　

　　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着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着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当时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形势很复杂，土客籍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一些共产党员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土客籍贫苦农民的立场上，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随着这些争执的累积，并最终导致曾经联手的龙超清（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袁文才从此反目成仇。中共宁冈县委在《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中谈到三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土客两籍的对立在革命展开过程中是如何被激化的：

　　

　　第一、围绕人事权的对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土籍出身的文根宗，文根宗任期结束后，客籍出身的甘金皇继任主席之职。但是，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委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

　　

　　第二、围绕“打土豪”的对立。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宁冈县农民协会决定以8个在逃的土豪为斗争对象，其中土籍6名，客籍2名。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觉得土籍吃亏了，深感不满，

　　

　　第三、烧毁巽峰书院事件。宁冈县土籍与客籍的子弟在不同的学校：学校峰书院系土籍所办的最大学校，袁文才以该书院系土豪劣绅的大本营而将其烧毁，由此更引起了一些土籍人的不满。龙超清与袁文才为此事大吵了一顿。在这场族群利益争夺中，掌握兵权的客籍占了上风，掌握党权的土籍暂居下风。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

　　

　　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要除掉袁文才和王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袁文才和王佐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于是，特委就打算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

　　

　　彭德怀信以为真，就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去解决袁文才与王佐。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包围了。袁文才被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动静，跳出窗外，但不幸掉进东关潭里淹死了。叱咤风云的井冈山双雄就这样蒙冤被害了，苍天无语，青山垂首。

　　

　　当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传出后，转战赣南的毛泽东闻悉后惋惜不已，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埃德加·斯诺谈及袁文才、王佐时又说:“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50年，新中国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游故地井冈山。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结发夫人蓝喜莲。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袁嫂子”、“王嫂子”，并深情地对她俩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对中国的革命是做了贡献的。”

　　

　　袁文才和王佐被当作反革命除掉后，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使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民心，使井冈山沦入敌人之手达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