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身在远离北京的羁旅生活之中，于世事本就寡闻，对发生在政治权力中心的纷争更是全然不知。

　　

　　时间飞逝，转眼间到了1970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四个年头了。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今年，应该是这场“大革命”运动“收获”的时候了。他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想修改宪法，想用这些方式将“文革”的“成果”固定下来。

　　

　　但政治的发展，出乎预料地扭转了方向。

　　

　　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70年，不但发生了新的政治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恰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给已经被大动乱搞得乌烟瘴气的政坛，一刀子捅开了一个大大的窟窿。

　　

　　事情的起由，是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改变国家的领导结构，不再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分析毛泽东的用意，是他在总结“教训”后，为防止再次发生“大权旁落”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而林彪，却提出了要设国家主席，并且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一眼便看透了，林彪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数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他说：“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还引古喻今地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在毛泽东反反复复讲得如此明确之后，林彪及其党羽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从春天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日渐明显。

　　

　　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实际上在此问题下掩盖着许多的心思和矛盾。

　　

　　很多人在当时曾大惑不解，在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的时候，林彪怎么会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怎么敢逆毛泽东的意愿而动？林彪已经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接班人，为什么还要费劲去争当国家主席？其实，说穿了也好明白。一、到了此时，林彪认为，党章上已确定他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自己的地位问题是保了险的，有力量来争一争了。二、国家主席这一头衔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力，这是党的副主席的地位所代替不了的。林彪的党羽也想让林彪出任此职。林妻叶群就曾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三、林彪的党羽觉得林身体不好，怕他活不过毛泽东。特别是林妻叶群，竭力怂恿林彪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再进一步。四、四届人大是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的机会。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之间，自“文革”以来一直就是有分有合，而越到后来就越是分多合少，并相互龃龉、争权夺利。此次人大如能确立林彪为国家主席，就会为林集团带来与江集团角斗的重要分量。以上几点，对于林彪及其党羽，的确事关重大。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因为如此，在设国家主席一职的问题上，林彪及其党羽才敢于违毛泽东之愿，一意孤行。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庐山，一个风景秀美的旅游胜地，也是一个发生过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多事之地。在这里，林彪曾大肆恶意附和，整过他人。他并不知道，庐山，对于他来说，同样是一个不祥之地。

　　

　　一上庐山，矛盾就爆发了。

　　

　　开始，是林彪抛出一个讲话，暗藏要设国家主席之意。林彪的党羽随之四处鼓噪游说，宣传他们的主张。接着，就是江青等人出面，到毛泽东处告状，“反映”林彪集团的异常动向。最后，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的党羽受到严厉批评，阴谋宣告失败。

　　

　　9月6日，这个风云激变的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毛泽东最后发表了令与会者振聋发聩的讲话，用他那特有的、尖锐却不失潇洒的言辞，批判了林彪及其党羽的闹剧。

　　

　　在这次全会上，一些林彪集团的干将受到了批判，纷纷被迫做了检查。最惨的当属“半路出家”的陈伯达。此前不久，他刚刚改换门庭归附林彪，刚想借这次全会有所表示，就落得个受到批判又受到审查的地步。

　　

　　这次风云跌宕的会议，以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结果结束了。毛泽东虽然在会上没有点林彪的名，但他极其敏锐地看清楚了，这是一场新的斗争，而且，这个斗争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这场斗争的双方，是毛泽东，和他新选定的接班人——林彪。

　　

　　会后，在发起揭发批判陈伯达的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多次尖锐地点名批评林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地对林彪本人加以批评。

　　

　　在这场斗争所涉及的几方中，林彪集团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损兵折将，伤了元气。其旗下几大干将纷纷被点名，被批判，被迫检讨，或被打倒。经此一战，林彪集团不但势力大减，而且已经感到，未来的斗争可能会更加险恶。

　　

　　对于毛泽东来说，庐山会议上所揭示的，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错误”，而是林彪集团野心的真实大暴露。毛泽东感到愤怒，感到失望，更感到问题的严重。因为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用来保障他的路线继续进行的重要政治砝码，也是衡量他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成就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志。林彪竟敢利令智昏地与他分庭抗礼，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向着这样冷酷的方向发展，不能不使已年过七十六岁的毛泽东受到精神上的打击。

　　

　　在这场斗争中，获益最大的是江青及其同伙。会前，林彪、江青两大集团间为争夺权力，已明争暗斗不断。会上，江青集团告了林彪集团的状，算是“立了功”。会后，在林彪集团的权力被削弱的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趁机得到了扩张。

　　

　　林彪的地位出了问题，林彪紧张，江青高兴，毛泽东忧心。

　　

　　这不是说书，也不是演义，这是动乱时期中国政坛的真实。

　　

　　会开完了，下了庐山，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解决林彪的问题了。毛泽东一方面对林彪集团及其控制的部门和地方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措施，以削弱其势力；一方面，毛泽东于1971年8月至9月巡游各地，不断与人谈话，指出斗争的严重性。

　　

　　林彪集团作恶多端，众人声讨，已成瓮中之鳖，单等就擒。林彪急了，林集团中其他的人也急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策划谋害毛泽东未成，事情败露，林彪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的怂恿下，仓皇出逃，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乘机向北飞行，企图逃往苏联。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鬼使神差地，飞机未达目的地，就在蒙古境内坠毁。漠漠的荒原沙丘，成了林彪，这个十恶不赦之徒的暴尸之地。要知道，在“文革”中，在林彪上升的路途上，多少人为其所冤，多少人为其所害，多少人被关、被押、被打、被酷刑折磨、被迫害致残、被迫害致死。林彪集团所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就曾以最残酷最暴虐而恶名昭着。林彪及其走卒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此等千古罪人，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最终下场，实乃苍天有眼！

　　

　　本文摘自《我的父亲邓小平》，邓榕 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