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在江西西南部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抵达这里，与随后到达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部会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在此制定“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模式，故有“革命摇篮”之誉。
　　
　　在井冈山不禁想起“红都”瑞金来，1931年11月，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叶坪成立，所以瑞金也被誉为“共和国的摇篮”。3年后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中央纵队正是从瑞金出发，开启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在瑞金遭遇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第一落是1931年11月在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当时他任红四军总前委书记，遭到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党内错误批判，失去了在红四军里“党的领导权”，被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核心。第二落是翌年十月，后方的中央局一味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再次对毛泽东的策略横加指责，解除了其军事指挥权。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作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给予了肯定，于是毛又被请回红四军。
　　
　　第三落是1934年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期又过于听从军事顾问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对毛泽东的路线横加指责、无情批判，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毛“顽固对抗中央”，致使毛泽东在“全苏二大”上被架空，撤掉了他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失去在政府中的领导权。这样，毛先后丧失党权、军权和行政领导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自然很痛苦，所以毛在延安时曾对人讲，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削职为民”的4年间，正值毛泽东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击外，生活上筚路蓝缕、温饱难保，他居住在东华山、苏家坡、云石山的莽林古刹中，日日与僧人菩萨、暮鼓晨钟作伴，加上又患了严重的疟疾，幸亏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医生及时相救，才幸免于难。这对于一位志存高远、豪气冲天的职业革命家来讲，无异于壮士断腕、骏马失蹄，但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人在深山中，心却在战场，他坚信总有一天全党全军会觉悟起来。
　　
　　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硝烟弥漫的激战前线，不露声色地从事苏区社情民意的调查研究；手不释卷地研读马恩列斯着作；实事求是地总结对敌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一边央求傅连璋千方百计弄来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广州《工商日报》、《超然报》等报刊，以关注国事、研究时局；一边积极从事调查研究，访贫问苦，解决民生疾苦。一次他去洋溪村调研农业生产，途径绵江河，发现架在河上的几块木板几近腐烂，走在桥上摇摇晃晃，非常危险。他对随行的乡干部说：“这座桥都成这个样子喽，再不修不定哪天就会塌下来啦！”得知是因为农忙没时间顾及时，毛说：“那我们就自己动手干！”在他的督促下，乡村干部找来木头石料，毛泽东与大家一起抬木头、扛石块。很快，一座坚固的新木桥横跨在绵江河上，被老百姓称为“红军桥”。
　　
　　毛泽东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天才的军事家，由于他的“被边缘化”，使党中央和红军蒙受重大损失、陷入重重危机，根据地日益锐减，他亲手创立的中央苏区毁于一旦，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不得已实行战略转移，开启人类史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沉痛教训，也促使红军将士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觉悟起来，终于在遵义会议上重新推举毛泽东为党和军队最高领袖，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充满希望的涅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