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解决收入不公、实现公平正义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我是学经济的，喜欢到历史领域里面串门。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宏观的视角。许多社会历史现象，孤立地看和放在历史大背景里面看，很多时候结论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周期律——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几千年前的一个夜晚，有一群困居大泽乡的衣衫褴褛的农民，将写有“陈胜王”三个字的布条，塞进了一条鱼的肚子里。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那几双粗粝的手，将一种独特的周期现象塞进了中国历史。中国的中下层人民启动了他们推动历史的独特方式。从那以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了一个从相对公平，到不公平，到极端不公平，到下层人民无路可走，最后推翻重来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而每一个朝代在结束前夕，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财富高度集中，几乎都出现了畸形的“精英繁荣”，尤其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现在有些人认为土地集中就是社会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末期，土地“社会化”的程度都非常高。我常常想，这个由不公正推动的，通过下层人民迫不得已而联合起来实现的周期律，是不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之一?是不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历史传统之一?中国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时，又是否能离得开这个国情?
　　
　　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这似乎是每个朝代的必修课。那些没有做好这门必修课的朝代往往都成了短命的朝代。这样的例子有好几个，着名的大约有晋，离我们近的是民国。我们就看看民国吧。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民国几乎完整地继承下来。除了清变成了民国，一切因循。当然，这也不能怪民国。正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述的一样，辛亥革命本来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清朝末年就已出现的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等社会结构问题被原样照收。所以，如果把民国放在中国历史的周期中来观察，你会发现，民国没有完成中国历史周期上每一个长寿朝代开始时的必修课，先天不足。孙中山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因此他提出了“三民主义”，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似乎是要给民国开个补习班，补上公平这一课，为民国的延续奠定社会基石。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过程被豪门对财富和权力的垄断打断了。先天不足的民国从而失去了可以长期延续的历史机会，民国的精英走到了中下层人民的对立面，中国进入了长期的动荡。我想，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对民国抱有什么态度，是爱还是恨，抑或是爱恨交集，只要将民国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就不得不承认民国这个致命的缺陷。
　　
　　这个问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到最终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才得以消除。从历史大背景看，新中国的奠基者，显然对中国历史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共和国从成立起，就开始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试图从体制公平这个角度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让我们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专从中国历史周期的角度来考察一下。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这个公平体制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自然无法预测几千年以后的事情。不过从目前中下层的情绪指向来看，1949年，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事件。未来的人们，在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时，也许会认为，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有三个决定中华民族历史特征的时代:黄帝、先秦、1949年。每个时代的贡献是不一样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秦开创了中国大一统郡县制的先河;1949年以后建立的公平体制为中国走出周期性动荡找到了出路。世事变幻，沧海桑田，但是，这三个时代给中华民族的烙印会是永存的。
　　
　　以秦为例。秦的大一统显然是不完善的，但是，假如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今天的中华大地也许会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秦以后，中国分分合合。但是，在每一次动荡之后，都有人顺应民心，收拾金瓯，再造一统。为什么?因为大一统的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它的短暂存在，使大一统变成了中华民族潜意识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可能，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没有秦短暂的统一，也许中华民族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可能和这个选项。这就是秦的贡献。它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一统这样一个标杆。
　　
　　从今天中下层民众的意识选择看，公平体制的精神大约也是这样。它的意义在于，它让中华民族知道，尤其是中下层人民知道，还有一种公平的生存方式存在，一种公平的社会选项存在。它可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另一个潜意识的追求，为中华民族立下一个新的划时代的标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任何时代，当下层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这种记忆也许就会变成梦想，变成对公平体制的崇拜，变成对建立公平体制的人的崇拜。所以，假如有人头脑发热，完全否定了公平体制，导致社会动荡，我相信，一定会有人顺天应民，力挽狂澜，再造公平。
　　
　　历史是每一个民族的重力场。
　　
　　当代中国，那些真心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有这种顺天应民的历史高度和历史感。邓小平是有这种高度和历史感的。他说，假如改革导致贫富悬殊，改革就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因为这种改革会把中国推回周期律。当前中国也是有这种历史感的。“以人为本”，发展转型，提出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提出公平正义，提出有包容的增长等等，就是站在了这种历史高度上。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百分之百地复制过去是没有出路的。黄帝以后中华民族历经演变融合，今天的中华民族就是大融合的结果。秦以后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几千年来，代代相承又代代相异。传统需要与时俱进，而生活之树常青。在当今中国，将市场经济同公平正义结合起来，可能就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历史切入点。
　　
　　我们把下层人民制造的这个周期律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看，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下层人民和文化精英在“公平”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孔夫子通过“不患寡而患不均”来推崇社会公正;陈胜吴广们则是用周期性的行动来推动相同的理念;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强调公正平等。固然，社会不可能绝对公平，但是，一个社会不能人为地制造豪强，制造不公平，更不能将不公平的现象装扮成“神圣的权利”、“天赋人权”、“普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搞这种忽悠的个别“文化精英”早就背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化精英的“公平”传统。
　　
　　公平是历史的选择。想要得到历史尊重的人，首先必须尊重历史。（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