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桂园期间和周恩来住在楼上，王炳南则住在楼下客厅后面一小间里，外人进楼、上楼，都需经王炳南安排和陪同。
　　
　　在我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去世了，只有一个人在世，他叫张立钧，今年（2011年）95岁，是我的亲表妹夫。他先是当副官，后来当参谋。
　　
　　张立钧回忆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附近餐馆、商店都知道桂园是张治中的官邸，都不敢怠慢……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到了深夜，就需要吃一些夜宵充饥。我们虽然偶尔有所准备，但更多的是措手不及，只得临时上街追赶卖夜宵的小担，买些汤圆或是江米煮藕之类的甜食给代表们吃……”桂园也是国民党特务猖獗活动的场所。他们在桂园盯梢，有的化装成小贩、有的打扮成人力车夫、有的在桂园传达室打听来见毛泽东的人士。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多次濒于破裂边缘。国民党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四代表中，父亲最为积极、活跃，每到关键时刻尤为卖力。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在办公室内彷徨行走，时而沉思不语，显得忧心忡忡，以至于饮食无心、坐立不安，父亲的真诚为国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而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等相劝，周恩来伯伯与父亲商量，请求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
　　
　　“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父亲又亲自伴送毛泽东坐专机回到延安。
　　
　　素初曾回忆说，“后来听说路上曾出现险情。（我）来美后，80年代任职于纽约《中报》，该报社长傅朝枢先生告诉我，他曾当过山西省军阀阎锡山的机要秘书，见到一份机密文件，计划在毛回程路上经过西安时，对他下手，后因父亲陪同未能执行。”
　　
　　这是父亲第二次到延安，此后他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往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父亲回忆说：“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看了真叫人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第二天，父亲等飞返重庆时，毛泽东亲临机场送行并送上延安特产：皮筒、精毛线、粗呢、红枣等。毛泽东风趣地对父亲说：“我在重庆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三青团能做到民主领导，干部都表示愿意接受你的领导。”
　　
　　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
　　
　　父亲问：“怎见得？”
　　
　　毛泽东说：“有几件事情可以证明：第一件是你把《扫荡日报》改为《和平日报》；第二件是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被你撤销了。”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本文摘自《回忆父亲张治中》，作者：张素我 周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