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 明代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斗争中殉难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五位义士之墓。天启年间（1621～1627）阉党执政，朝政黑暗。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巡抚毛一鹭阿附魏忠贤，残酷压迫、盘剥人民，激起市民强烈不满。天启六年，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吏部员外郎周顺昌。顺昌居官清正，受到市民拥戴，故苏州城乡数万人为周顺昌免遭逮捕而不期群集。当缇骑开读诏书时，愤怒的群众大声喧哗，哭声四起。市民颜佩韦率先向两台使讼周顺昌冤，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四人亦偕诸生求其疏救，跪乞至午不起。缇骑持械大打出手，引起众怒，遂蜂拥而前，攀栏折楣，直前奋击。打死旗尉一人，余负伤鼠窜，毛一鹭赖苏州知府寇慎等保护得免。事后，苏州府出动军队保护缇骑，并连夜将周顺昌解走。毛一鹭则飞章告苏州民反，并三上疏，欲以擒获首乱功自解。城内外士民人人自危，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临刑时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当地人士感五人之义，将他们合葬于虎丘之侧，题称“五人之墓”。复社领导成员张溥为作“五人墓碑记”。 位于阊门外山塘街775号，1956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五人墓是在明代苏州人民抗暴斗争中死难的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马杰五义士之墓。明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亲信巡抚毛一鹭勾结织造太监李实，仗势在苏州残酷剥削人民，并上疏诬陷被誉为"七君子"的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当魏忠贤所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人民激于义愤，一时云集不下万人，拥进官衙痛打缇骑，并抗议加派捐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暴斗争。后魏忠贤诬陷苏州人民谋反，派兵镇压，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群众，挺身投案，临刑时五义士相顾笑谈，痛骂魏忠贤，引颈就刃，慷慨赴义。次年（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接位，逮治阉党，定为逆案，魏忠贤畏罪自杀。苏州百姓把毛一鹭为魏阉所造的"普惠生祠"拆毁，葬五人义骨干废基，立碑大书"五人之墓"。复社领袖张溥有感于五义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撰写了《五人墓碑记》，赞扬五义士的高风亮节，成为不朽名作。 现墓门朝南，前临山塘河，壁嵌《五人墓义助疏》碑，时在崇祯七年（1634年），参加义助者有吴默、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瞿式耜等54人。门后立双柱出头石坊，"义风千古"字额为杨廷枢所书。过石坊是享堂，面阔三间，进深六架。明间立"五人之墓"碑，高约2．2米，1981年整修时自墓门移至此处。东次间立《五人墓碑记》石刻和清代书条石10块，多为赞颂、凭吊诗词。堂后即五人墓冢，一字横列，围以条石，作长方形，东西长16.87米，南北宽6米，高1．35米。正面嵌五人名碑。 五人墓原已荒芜不堪，经两次修葺始成现状。1956年第一次整修，加砌墓冢护壁，修享堂，构围墙，植松柏。1966年起又遭破坏。1981年市文管会再次整修，井拓展基地，移建饮马桥附近一清代厅堂至此，名义风堂，井塔建长廊，植树绿化。1982年5月起重新开放，供人瞻仰凭吊。 写作特色 《五人墓碑记》描述了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之流英勇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 一、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古代的墓碑记属于杂体，常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 本文即具有这样的特色——既记录了有关五位义士的斗争史实，又在议论中抒发了作者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其中文章的第二部分记叙了苏州市民为蓼洲周公伸张正义与阉党斗争的始末。这一部分看似单纯记叙，但我们能从中领略到作者对五位义士的敬慕热爱之情和对阉党的刻骨仇恨。如：文章的第三部分是论五人斗争及其牺牲的意义。在议论中兼有记叙和抒情。比如记缙绅的“易志”，写阉党的“不敢复有株治”，魏忠贤的畏罪自缢，身居高爵显位的阉党受惩治时表现的可耻行为等等。 这样写既能把要记叙的人物事件交代清楚，让那些斗争的场面历历再目，使人受到感染，又能把这一事件所起的作用揭示出来，以达到表彰英烈、激励后人的目的。文章字数不多，但生动形象，感人肺腑；这除了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外，尤其体现在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上。 二、成功地运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把人物的特点描绘得更为突出鲜明 ⒈以“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病死，与“草野之无闻者”的就义进行对比——一个名字从此湮没，一个却如此光明显耀。2.以读诗书受古训的缙绅，与“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的五位义士进行对比——一个易志，一个高风亮节。3.用“高爵显位”之人不择手段苟全性命的卑劣行为，与五人从容就义进行对比——一个辱人贱行，一个仗义牺牲。运用这样的对比手法所起的作用：一是揭示了达官贵人的种种丑态，反衬出五人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临难不苟的高尚品格。二是为议论提供了生动有力的论据，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三是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逻辑的力量。这三个对比，层层深入，由低层（五人与一般“富贵之子”）到中层（五人与缙绅），进而到高层（五人与高官显爵），五义士牺牲的价值、死后产生的巨大影响等深刻意义，以“义”为核心，示了“死生之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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