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颇有几分怪异。
　　斯大林虽然支持中国共产党，却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
　　原因何在呢？
　　原来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得天下，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所以，斯大林曾经劝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
　　出于这样的考虑，斯大林一直与蒋介石保持着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往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迅速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乐见其成，立即采取了很现实的立场，于1949年5月30日，召回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解放军攻占南京之际，苏联大使是惟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的外国使节，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使节都留在了南京。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是苏联首先承认中共新政权，并立即建立外交关系，而美国，直至70年代末才承认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具有非常意义。特别是苏联，在东欧各国中鹤立鸡群，号召力很强。同时，苏联也是当时世界上惟一敢与美国叫板的大国。还有苏联与中国接壤的疆域甚为绵长，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争取苏联的帮助极为重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秘密代表团访苏拜会斯大林，就建立新中国等有关问题向他请教，听一听苏联同志的意见。
　　斯大林面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快速到来，也很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沟通。1949年初，苏联方面专门发电邀请毛泽东访苏，就重大国际问题和中国建国问题交换意见。后来，斯大林鉴于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中，开国工作万事纷纭，觉得毛泽东不便出行，便专电请毛泽东留在国内主持大局。
　　这样，秘密访苏的任务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
　　1949年7月2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一行秘密启程，从东北赴苏联访问。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位强硬的领导人，有时听不得别人意见，有些独断专行。但新中国在特殊的背景下成立，不能没有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代表团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要求对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对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苏联毕竟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确实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
　　出乎意外，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接待安排和会晤规格层次都很高。
　　中国同志始料不及，却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刘少奇一行被安置在奥特洛夫斯卡姬大街8号公寓。这所公寓是沙皇时代一个女歌星的住宅，十月革命成功后收归国有，成为苏共中央招待国外高级领导人的地方。
　　刘少奇一行稍事休息，便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去做客。
　　规格确实很高，斯大林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站在门口迎候中国客人。宾主握手问候后，斯大林设宴为中共代表团接风洗尘。
　　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十分友好。
　　回到公寓，刘少奇立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研究拟定与斯大林正式会谈的具体内容。
　　王稼祥建议，苏联领导人如此重视我们的来访，我们应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可考虑把要谈的东西写成一个报告，把谈话内容基本讲清楚，使苏联同志对中国的情况和想法先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了解。同时也使双方会谈时有所依循，不至于遗漏什么。
　　刘少奇立即赞同，点头说好。
　　于是，代表团的同志分头起草报告，最后由王稼祥统稿。
　　出访前，中央特意把王稼祥从东北调到北平，并派邓力群、戈宝权协助他整理资料，为这次出访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王稼祥曾在苏联学习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苏联通，因此，报告起草的比较顺利。
　　不出两天，一份内容翔实的书面报告正式拟出。
　　报告分四个部分：
　　A．介绍中国革命的国前形势，介绍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改革方面的经验；B．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组建问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C．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D．中苏关系问题，提出如何处理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的驻军、蒙古独立等问题，要求迅速办理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并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派遣专家到中国，等等。
　　这份报告在正式会谈前交到了斯大林手中。
　　斯大林很认真地看了这份报告。
　　1949年7月11日10时，中共代表团与苏共双方的高级会谈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举行。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军事方面的领导人及陪同中共代表团来苏的柯瓦廖夫。
　　会议由斯大林主持。
　　简短的开场白过后，谈话进入正题。
　　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新的中国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向中国同志建议：为使工人斗争不至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求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够比较长期地继续下去。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是经验之谈，中国共产党人是接受的。
　　斯大林接着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他提醒中国同志，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个人企业，通过要求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和他们斗争，可以先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做生意，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