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在广岛、长崎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人类至少面临了12次核危机，其中直接针对中国的就有5次。图为1945年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

　　

　　第一次：1950-1953年朝鲜危机。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中朝军队凌厉的攻势面前，美军节节败退，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美国部分高级官员甚至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苏联大规模入侵欧洲的前兆。

　　

　　1951年4月，志愿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后，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9月-10月，美军举行了核战演习，且公开报道。一时间，核战争的阴云密布朝鲜三千里江山。对此，中国方面已有所估计并作出了相应的准备，同时通过舆论加以揭露。核战争在杜鲁门时代终于未敢在朝鲜战场上使用。

　　

　　1953年3月，刚刚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又扬言要在“韩战”中使用核武器。然而慑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核实力，这位前盟军总司令最终未敢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1953年7月27日，中朝与美方终于达成了停战协定。

　　

　　第二次：1955年金门马祖危机。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2月8日-12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逃大陈岛等岛屿，美国认为中共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对此，美国采取了两手策略，首先向中国发出核威胁。

　　

　　关键时刻，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了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远东局势。”这个声明给缓和台海局势带来了转机。

　　

　　第三次：1958年炮击金门危机。为打击国民党自1957年以来不断叫嚷“反攻大陆”的气焰，1958年8月23日晚6时30分，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大小金门等岛屿。此时，美国又次举起了“核大棒”。1958年9月4日，美国务卿杜勒斯又一次力促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同日，参联会主席向总统建议，授权第七舰队司令认为必要时可下令向中共方面投掷原子弹。

　　

　　面对威胁，中国不吃这一套。9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美国侵略者的这一套，只能去征服那些时刻准备向美国原子弹、氢弹投降的机会主义者。”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态度先硬后软，借口会招致苏联的报复，称“对任何地区问题都不想使用核武器”，转而反对使用核武器。

　　

　　第四次：1963年欲打击中国核设施。中国决心研制原子弹始于1955年初，也就是在第一次金门马祖危机期间，美国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实施原子弹攻击之后。冷战时期一贯敌视中国的美国一直密切注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从1961年开始，美国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

　　

　　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美国觉得可以利用。1963年 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来了美国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但是哈里曼碰了一鼻子灰。赫鲁晓夫拒绝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对与美国联手的计划不感兴趣。

　　

　　在企图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核武器的同时，美国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国民党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或空投特种兵破坏。但美国考虑到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终于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第五次：1969年中国面临“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3月，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后来，苏联领导人出于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袭击中国后必然会遭到中国的核报复等多方面考虑，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