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图中右边举旗者为彭光涵。

　　
　　1949年，彭光涵在中南海工作时的照片。
　　
　　征集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等七家报纸开始刊登政协筹备会关于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等方案的启事。国内解放区各报纸、香港及海外华文报纸也立即转载了这个启事。征集启事刊登后，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热情应征，彭光涵和筹委会工作人员每天都加班加点拆封审阅、登记、统计全国和国外各地群众寄来的来稿。截至8月20日，仅国旗的应征方案就达1920件，图案2992幅。
　　
　　每天上午，彭光涵都在中南海办公室把拆看、分类、登记后的来稿用自行车送到北京饭店413房会客厅。这是第六小组日常工作的地方，厅很大，室内桌面上分类摆着应征图案，后来稿多了，桌面不够用，稿件只好摆在地毯上，铺了满满一地。
　　
　　当时正是八月酷暑，按说北京饭店的环境已很不错了，但降温也只能用电风扇，可电扇一开，满桌满地的稿件就凌空飞起，这样大家只好摇着纸扇，汗流浃背地苦干。
　　
　　第六小组从7月4日成立起，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国都、纪元、国徽、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一直争论很大。
　　
　　彭光涵介绍说，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很明显。按照这个原则，小组成员从2992幅图案中最后选出了较好的40余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38幅图案，以“复字第×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1955年，彭光涵与夫人、孩子的合影。
　　
　　“复字32号”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各小组讨论十分热烈，也有很多争论，最终也没有就国旗方案形成定论。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任（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周恩来在听取了彭光涵对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和当天各小组的讨论情况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除了1、2、3、4号图案外，还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彭光涵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当时马叙伦、田汉、郭沫若等人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丽大方、简洁，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对四个小星的说明词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第六小组认为这个说明不符合中国国情，进行了修改。9月23日上午各小组讨论时，不少人对《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很欣赏，说旗面庄严美丽、制作简便、有中国新政权的特征，表示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大阶级大团结。
　　
　　“但是，有个别代表认为《复字32号》虽然好看、独特，不雷同其他国家的国旗，代表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体制，但改过后的说明词还不好。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1980年国庆节，时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的彭光涵（右四）与廖承志（右一，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等在人民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