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我随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一起从西柏坡一路颠簸进了北京城，后来到了香山门诊部上班。8月下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郑重地跟我说：“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让我跟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又激动又紧张。罗道让鼓励我一番，然后让我进城，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那里报到。

　　

　　傅连暲的办公室在弓弦胡同2号，我一进门，他立即热情地跟我握手：“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他又叮嘱了我一番，最后说：“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三位医生了。”听他一番话，我不禁好奇地打听起我的前任的情况。傅连暲语气沉重起来：“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

　　

　　傅连暲平静下来后，提笔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拉着我直奔中南海。我之前想好了一大堆见面时要说的话，但一见到主席就紧张得一句也说不出来。主席正好有事要外出，他微笑地跟我握了握手，说：“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啊。”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主席身边数年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就接受了一个小考验。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宴会很多，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检查各种食物是否有毒。多年的革命终于成功了，谁能不兴奋？但又要保证领导人既安全又顺利地完成这次宴会，国宴开始前，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把我叫过去：“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我“被逼无奈”，终于想出一个办法：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同志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立即动起手来，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几瓶“特制茅台”和“通化葡萄酒”，然后把这些“特酿好酒”斟进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的酒量大概最小。他喝了我们的“特制酒”后，马上明白了什么，满意地转过头来，向我微微一笑。我正得意呢，忽然看见他又端着“茅台”向一位苏联“老大哥”敬酒，没想到对方按照苏联礼节，非要喝换杯酒，他拿过酒杯一饮而尽，马上皱了眉头，双手一摊，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可是当时没有翻译，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们怕被识破，赶紧给“老大哥”斟满了一杯茅台，这才化解了“危机”。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当他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后，马上用严厉而疑惑的目光向我这位“临时招待员”扫了一眼，然后看看周围的客人，见大家并无任何反应。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汇报此事，可能引起了他的误会，这时他的秘书走过去，对他耳语了几句，总理的眼光又变得柔和起来，算是谅解了。而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察觉，大概是精神太专注集中了。这样，国宴下来，首长们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调任主席的保健医生时，傅连暲对我说：“现在派到首长身边工作的医生还不多，所以除了担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外，你还得兼顾其他书记的保健任务。”所以，在任弼时病故之前，我实际上也是中央五大书记的保健医生。

　　

　　有一天，主席在临睡前把我叫到紫云轩他的起居室：“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林彪同志，他长期身体不好，你代表我去问候一下。”傅连暲带着我去林家住宅，林彪夫人叶群出来迎接我们。林彪的卧室有一道很厚的墙，里面还挂着一道又厚又重的棉门帘，我们跟着叶群一个个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一进林彪的卧室，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顶棚上贴满了白纸条，林彪蜷缩在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从屋顶上垂下来的纸条，仿佛根本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到来。叶群向他做了简短的介绍之后，林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感谢毛主席。“然后眼睛又死死地盯着上方。我后来才知道，林彪在卧室贴纸条，是为了监测室内是否有气流吹动。如果他感到有风，就马上会觉得发冷、打喷嚏、发烧。当时他正在服中药，中医专家会诊之后，都会开一个处方，林彪逐一审看每一个专家的处方，然后自己重写一个新处方，因为林彪看过不少中医和中药的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迷惑不解：林彪的病，心理因素究竟占了多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