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之“共和”元年。这一年（公元前841 年），西周镐京的“国人”因不堪厉王的暴政，举行了暴动，结果是厉王被逐于彘（今山西霍县），天子大权由他人执掌，直至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然而，“共和”年间执掌国政者是谁？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周公、召公；一说是共伯和。

　　

　　前一说源于《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共和”两字，前一字为副词，后一字为动词，意谓两公和衷共济，代周王行政。从司马氏说的古代着名学者不少，如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李贽（《史纲评要》）等。后一说源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夺）王位”。此谓因共伯和其人代行王政，故而称“共和”。从《纪年》之说的学者亦不少，如郦道元（《水经注》），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延至现代，史学家们的观点仍分为两派。范文澜、李亚农、林汉达等学者认为从《史记》说为当。他们认为，当时“国人”起而暴动，仅限于反抗厉王过度的暴政，本意并非要推翻文武以来的王统，只指望由较厉王仁贤的统治者来代替厉王。当时，周公是宗周的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并且曾谏阻厉王勿以暴虐弭谤。周、召二公得到国人的拥戴是很自然的，贵族共和在当时实不失为是一种适合情势的政治制度。再者，根据史籍所载，共伯和是卫厘侯之子。《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厘侯卒，长子共伯余即位，其弟伯和袭杀其兄，夺得卫主之位，此即为卫武公。然而，据《史记》年表，卫厘侯十三年，厉王出奔。厘侯二十八年（前827 年），周宣王立。

　　

　　卫厘侯四十二年（前812 年）厘侯卒，共伯和（武公）嗣位，然而，此时已是宣王十六年。也就是说，厉王出奔时，厘侯尚在位，共伯和还只是侯国的一个世子，年岁亦小。在春秋时期，世卿权重，尚不敢干诸侯之位，共伯和作为侯国一世子，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西周，岂能轻易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另外，史书多载共伯和有贤名。如《吕氏春秋。开春论》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又《鲁连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但正是这位甚有贤名的共伯和，同时犯下了杀兄和夺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有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说，以讹传讹了。

　　

　　郭沫若、顾颉刚、尚钺诸人则认为当从《纪年》。他们认为，共伯和乃海内皆知好行仁义之人，因而在厉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动荡之际，“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鲁连子》），恰好合乎当时人的意愿。当时他虽然尚是世子，仍可“干王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厉王被逐时，“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之语，杜预注“间”为“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其虽未言明“释位间政”者是谁，但可推知必是在外诸侯。孟康注《汉书》云：“共伯，入为三公者也”也可作为证明。进而言之，《国语》有“昔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的记载，武公年95岁作《懿戒》，其卒年必不在此年。假若就在这一年，则据《史记》年表为平王十三年，推算知其当生于“共和”纪元前十九年，至“共和”

　　

　　元年已20岁。如享年百岁，则“共和”之始年25岁。大凡有过人才智者，不必定待及壮年而后才有所为。何以断言身为世子的共伯和年仅20，就不能“干王位”？当时国势颠荡，亟需一位能控制局势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们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无不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微的、但习以为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对于暴虐的周厉王进行取代这一具体问题上。共伯和不杀太子静，后又还政于宣王，这种审度时势而定进退，尊而不喜，废而不怒，正是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与才能的表现。

　　

　　司马迁照理是应读过西汉所存战国时的书的，《史记》录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诸子书中记载不少，他必无不知之理。但为什么他要灭没共伯和“干王位”之事，而别创周、召两公“共和”之说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氏以为摄行王政是一件大事，而这样的大事不见于孔子之书不足信，于是就把共伯和干政之说视为百家杂说，删去了共伯和干政之事，但“共和”纪元不能废，于是他循周初成王时周公旦代行王政故事而衍成臆想之说。两说并存久远。现在一般的通史或历史教材有取《史记》说（或将《纪年》说作为备注附于此说之后）；有取《纪年》说；有的干脆不注明谁人执政，只言“诸侯共管”。两说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