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是我国古代最早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理着作，它开了征实的一派，为后来的《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及唐宋以来的许多地理专着都遵循这一地理记实并以此引伸和发展。因此，《禹贡》在我国古地理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禹贡》谓“禹别九州，随山刊木，任土作贡”。因而孔颖达等旧注疏家把它作大禹治水之后，分别九州，制定贡赋，由史官记录而成的经典。故称《禹贡》。宋代学者则认为只有首、尾数句是史官所加之辞，其全文乃大禹治水亲笔所记奏文，是大禹原作于虞，夏史官加上头尾而编定于夏时，距今已4000多年了。其实《禹贡》与大禹无关，更不是虞代或夏代的作品，而是假托大禹治水而记述古代的地理情况罢《禹贡》到底着于何时？近代以来对它的成书年代进行探讨的不乏其人，但迄今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大禹治水时所作。主要论据是从农业生产与土壤的关系角度，推断其着作年代（邓植仪《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载《土壤学报》5卷4期）。这一说法虽早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这里作为一种看法而列入。

　　

　　（2）成书于西周时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周人所作。辛树帜亦主张成书于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它是太史所录。时间起于公元前1185年，终于公元前952年。上下限超过两个世纪（《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徐旭生也认为有可能成于春秋，更有可能成于西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附录《读山海经札记》，科学出版社）。

　　

　　（3）成书于春秋时期。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认为春秋时孔子所作。王成祖亦主此说，认为《禹贡》的编写，基本上是孔子依据春秋时代他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生产条件所写成的古文献。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并从《禹贡》内容分析，成书不得早至西周，晚至战国。它是孔子借以体现他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所写成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载《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

　　

　　（4）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一说以顾颉刚为代表，始见他所撰《论今文尚书制作时代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后又在《禹贡》全文注释中，认为它是公元前第3世纪前期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60年，并提出以下论据：①春秋以前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至战国时，七国扩拓疆域，当时人就把此疆域作为天下，《孟子。梁惠王上》说：“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因而也就产生了九州说。②《禹贡》文中既有内方，又有外方。这是楚国自丹、淅二水间迁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后，就今河南叶县南的方城山作为北面设防屏障。则称方城以内的今湖北钟祥县的章山为内方山；方城以外的今河南登封县的嵩山为外方山。这是楚国人因设防而定出的名词，而在春秋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③《禹贡》中有菏水，此水是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北上与晋国争霸，在宋、鲁两国间所开一条连泗、济的人工运河，但《禹贡》今本已改“菏”为“河”，改字的人不知道“浮于淮、泗”是不能直接通河的，则可知《禹贡》的着作当后于夫差开河的时代很久，那时（含改字的人）人们早忘记了它是人工河而不是天然河了。④扬、越二字为双声同义，扬州即越州。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吴北境才达到淮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越拥有淮水以南之地，此区域才可称越州，亦即扬州。⑤直至战国初年，蜀国才和秦国交通，到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蜀，始置郡县。《禹贡》中的梁州正是蜀境，显然是秦灭蜀后所得的地理知识。⑥中国使用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而《禹贡》梁州贡物有铁和镂（刚金，即钢），可证明反映战国时的情况（《中国古代地理名着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史念海也主战国说。认为当成书于公元前370年（即梁惠王元年，即位于安邑）至公元前362年（即梁惠王九年，迁都大梁）之间。梁惠王上承晋国旧风，积极称霸，《禹贡》就是魏国人士在这期间于安邑撰成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的大一统事业的宏图。迁都大梁后，或许有所增删修订，不过其着作年代至迟不得晚于公元前334年，即梁惠王后元年，因为这一年魏、齐两个在徐州相王，已是两国相互承认，地位对等。标志着魏国霸业己衰，大一统事业无从谈起，《禹贡》也就成为陈迹（《论禹贡的着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持

　　

　　战国说还有郭沫若、李长傅、童书业等等。

　　

　　（5）成书于战国后期至西汉初期，即荀子以后，《史记》以前间（《中国农业史》初稿第七节《山海经、禹贡、周礼等有关农学的调查研究》）。

　　

　　（6）成书最早不超过战国，可能出自汉儒手笔，即在班固以前（陈恩凤：《中国土壤地理》）。

　　

　　（7）秦始皇统一后的作品（《中国古代名着选读》所引语，未说明何刊物何人所主张）。

　　

　　（8）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初稿春秋时期，流传至战国之世。刘起釪认为顾颉刚战国说论据较有说服力，但古代史籍总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往往是经过一个较长流传时期，由前后不同的人递增而成。所以先秦文献往往反映不同时代的痕迹。《禹贡》主要方面反映战国地理情况，但其中亦有不少内容不能晚于春秋之时。最后得出《禹贡》初稿反映的是春秋之世地理情况，流传至战国之世，又有了许多战国时期才有的地理情况，它的全文经过了不断修订增补的过程。像最前三句和最后两句，如宋儒所说，是最后才加上去的（《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禹贡作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在《禹贡》着作年代的讨论中，持战国说的学者最多，在当今学术界占优势。甚至在授课或写文章中带有倾向性，但毕竟还是各派林立，各持其说，互不折服。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概排除其它说法，特别是在先秦古籍中往往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先后经过修订增补而成的这一看法更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因此战国说虽论据较充足，但也非天衣无缝。可见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索。（王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