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历史教科书上都说是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商族到底起源于何地，则是史学界一个长期聚讼未决的问题。解放后研治商史的专家学者，用文献资料与地下考古发掘相印证，已弄清商族在灭夏后，即商王成汤建国以后最初阶段的活动地域，主要是在今河南的洛阳、郑州和安阳一带，也就是今日之黄河中游。但对先商时期的商族在灭夏之前是从何方进入河南中部而统治中原的，历代学者均有考证与猜测，形成了商族起源西方、东方、北方与山西诸家说，众说纷起，悬而未决。

　　

　　诸说之中，以“西方说”为先。以汉、晋为例就有司马迁、许慎、郑玄、皇甫谧、徐广等人，无一不说商族的发祥地在我国之西土。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序》中说：“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先于东南，收攻实者常于两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论定夏、商、周都是以西北为其发祥地。《史记。殷本纪》中说商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此后，有人对“亳”的地点给予定位：许慎《说文》曰：“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记。六国表》“集解”引徐广说：“京兆杜县有亳亭”，将“亳”定在西方。《史记。殷本记》又有商族始祖契被封于“商”一说。郑玄说：“商，在太华之阳”；晋代皇甫谧谓即“上洛，商是也”。无论是“商”，还是“亳”，他们所定的位，今日的地点，就是陕西省，亦即关中平原。这就是商族起源“西方说”。近代以来，又有众多学者一反旧说，提出商族起源于东方。王国维论证商族早期居留地“商”与“亳”决非古时关中，而是河南的商丘和山东的曹县（见《观堂集林》卷十二）；丁山认为商人发祥地在今日的永定河与滱河之间，也就是今河北省东部至渤海湾一带（见《商周史料考证》）。丁山说与王国维说略有出入，但都是“东方说”的坚持者。此后，徐中舒、傅斯年在30年代都对商族起源于东方撰文论证，提出自己的看法。最近王玉哲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从图腾信仰上，“商”、“亳”地望上等五个方面，并结合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考古资料详尽地论证了商族起源于东方：最远的祖居地可能是山东，后来才向西北转移，达到河北省的中部，到夏的末叶才把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部，卒能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

　　

　　金景芳在前几年就撰文，摈弃他说，提出商人起源于北方。他主要征引《荀子。成相》与《世本》的说法，并详加考证发挥。《荀子。成相》曰“契玄王，生昭明，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世本》载“契居番”、“昭明居砥石”。这里出现了“番”、“砥石”两个与东西说所不同的地名。经金景芳考证，“番”为史书中屡见之“毫”，虽无法确定今地，但属北方之域，即古之燕地；而契之子昭明所居之砥石则在辽水发源地，即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据此，他提出成汤灭夏以前，商人的势力并没有到达今河南中部，因此，在今河南中部不可能有“商代先公时代的文化“或”商代早期以前的商文化“。另外尚有邹衡的”商族源于山西“一说。此说虽与金景芳之”北方说“略有不同，但从地域上看，仍属”北方说“。

　　

　　综观上述种种起源说，难以定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文献上可以征信的史实确实贫乏，又加上商族常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即其建国前曾徙八次，立国后又迁五都。关于前八徙，皇甫谧就说过“史失其传，故不得详”。所以，关于商族的来源问题，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历史传说和近年来的田野考古收获综合分析研究，各家可以凭借这些仅有的史料，加以论述、印证。由此看来，产生商族起源诸家说是自然的事，无怪乎商族起源问题长期聚讼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