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代晋

　　刘裕，字德兴，小名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出身寒门。年轻的时候，种过地，砍过柴，捕过鱼，还做过小买卖，受过“京口之蠹”刁家大姓的欺侮。有一次他和刁家人赌博，输了还不起赌债，被刁逵缚在马桩上。困难时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后来他追随刘牢之，勇悍善战，屡立大功，成为北府兵中的名将。元兴二年（403年），桓玄取代司马氏做了皇帝，只不过一百天就被刘裕打倒了。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了灭晋而进行大规模的北伐。

　　自公元410年至417年间，刘裕北伐，消灭了南燕、割据四川的谯纵和后秦等政权，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和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刘裕因战功赫赫，被晋安帝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徐州和青州二州刺史，后又加任兖州刺史、扬州刺史，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庶族代表人物刘裕的迅速崛起让我们看到：在统治阶层发生变化的时刻，拥有一支坚强的军队是十分重要的。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兵临都城，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府重镇得以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下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亡统帅，是北府兵的主力。

　　东晋初期，北府兵的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后来，谢玄重新组建北府兵，由刘牢之实际统领，开展了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等重大军事活动。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为北府统帅。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非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之手。北府兵开始经历由门阀士族军队向庶族军队的转变。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势力，此时的北府兵已完全成为庶族的武装。

　　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它镇压了由另一些庶族孙恩等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北府兵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他们活动于建康附近，打散了还可重建，所以在刘牢之之后，刘裕能够迅速卷土重来，并成为他驱逐桓玄，镇压卢循，进行北伐和废晋立宋的主要力量。

　　庶族代替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将带来朝代更替（“易姓”）、政制易形（“易制”）。易制才能保证易姓的成功。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试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践。

　　此时，年过60的刘裕自知时日不多，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皇帝梦，他便想伺机害死安帝。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很机敏聪慧，他看到刘裕举止反常，心怀鬼胎，担心安帝被害，便日夜守在安帝的身边。就是安帝的饮食，也是自己尝了之后再给安帝。刘裕无机可乘，焦急万分。谁知在义熙十四年（418年）12月17日，琅琊王司马德文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琅琊王刚一离开，刘裕便指使心腹，派中书侍郎王韶之迅速入宫行动。王韶之急忙入宫，指挥内侍用布条做结，套在安帝的颈上，将其生生勒死。安帝死时，年37岁，在位22年。安帝死后，刘裕令人假作遗诏，推琅琊王司马德文嗣位，是为恭帝。司马德文明知道其兄为刘裕所害，但朝中尽是刘裕爪牙，自己无一亲信，无法追究，只有忍气吞声。司马德文即位，改元元熙。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初三日，恭帝在刘裕心腹的逼迫下，为表彰刘裕推立有功，下诏封刘裕为宋王。

　　刘裕本希望晋恭帝司马德文能以禅位的形式把帝位传给自己，谁知一年过去了，恭帝仍毫无让位之意。于是，他派人散布风声，说宋王功劳那么大，晋室皇帝又那么没本事，还不如让宋王当皇帝。这风声越传越广，先是下头人传，后来朝中大臣也这么说，好像晋恭帝理所当然就应该把皇位让出来似的。

　　不久，刘裕的亲信傅亮便按预先和宋王商量好的办法，劝恭帝禅位，并草拟诏书，请恭帝再亲手抄一遍。晋恭帝只能拿起御笔照抄。他一边抄，一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作乱的时候，晋室已失掉天下，后赖刘公讨伐桓玄，才又使晋朝延续了二十年。今日禅位给他，是我甘心所愿。”420年6月11日，恭帝司马德文让位，又重新回到琅琊王府第，后又被封为零陵王。14日，宋王刘裕即帝位。至此，晋室灭亡，刘宋开国。

　　东晋最典型的政治特色是门阀政治。着名学者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他指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换言之，一旦皇权、士族和流民三方力量的发展被打破，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势必终结。东晋灭亡和刘宋开国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