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卿误国(1)

　　自曹丕开始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逐渐成为世家门阀垄断遴选用人的工具。司马氏作为世家门阀的利益代表，自然采取纵容的政策。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泛，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熹告发。司马炎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应处死以惩邪佞，山涛等不可问罪。司马炎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实际上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而高级士族在政治上的权利，一开始就从九品官人法中得到保障。所谓“九品官人法”事实上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只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官的特权。通常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在开创之初，君臣群策群力，富有进取开拓精神，总能够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但西晋王朝却是例外，晋武帝君臣在天下一统后，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励精图治，而是一面骄奢淫逸、纵欲享受；一面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世说新语·汰侈》中对当时达官显贵穷极奢侈的描绘，足以令当今的暴发户们瞠乎其后，最着名的莫过于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石崇在荆州太守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打劫富商，积累了巨额财富。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竟然无人过问，可以想见吏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石崇又用赃款买得更高的官位，积下更多的财富。他在首都洛阳建造了豪华庄园，仅妻子就有100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穿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与皇帝的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成了超级富豪。两人互不服气，各显神通，公开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40里的路段上用绸缎作屏风，石崇就把50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落了下风。司马炎知道了，就赐给他一株高约二尺左右、价值连城的珊瑚树。王恺带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随手就用铁如意将珊瑚树砸个粉碎。王恺既觉得惋惜，又认定石崇是妒忌疯了，声色俱厉地质问石崇。石崇若无其事道：“值得生气吗？赔你好了。”于是叫家人把家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让王恺挑。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像王恺那样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你要赔偿，请随便挑吧。”王恺只好认输，连被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一个皇帝助臣下比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

　　石崇富可敌国，又恣意炫耀，常大宴宾客，安排美女劝酒，有饮酒不尽兴的，当即杀掉劝酒的美女。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一起去石崇家赴宴。王导不善饮酒，因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王敦酒量很大，但美女劝酒时，却故意不肯喝。接连三位美女被杀掉，王敦面不改色。王导指责他，王敦回答说：“他杀他自家的人，关你何事？”石崇家的厕所内也有十多个美女排列伺候客人，准备着锦衣华服、名贵香料、洗漱用品等。宾客如厕时都得脱下旧衣，出去时换上新衣。大多客人不好意思当着众美女更衣如厕。

　　王敦却旁若无人地脱衣更衣，满脸傲色。伺候在旁的美女们窃窃私语道：“这个客人肯定适合做贼。”石崇不过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万钱，还总埋怨没有可口的菜，无处下筷子。

　　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儿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

　　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用的都是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着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

　　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这还不算什么，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

　　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