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与隐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志士的一大困扰，由此矛盾产生的隐逸心态也随之盛行。其实，生长于中国名士身上的“隐逸之风”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他们或身归于山林，或朝野于庭而隐于内心。其实，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无不对文人墨客施以暴行逆施，隐逸之风之所以盛行，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矛盾激化的结果。

　　

　　魏晋时期政局极不稳定，战乱导致生灵涂炭，士人的性命更是朝不保夕。这个战马嘶鸣的时代，也是名士仕与隐矛盾冲突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期。大一统帝国王朝一去不复返，生长于战乱年代的魏晋文人将何去何从？魏晋风流们又能在怎样的境界与状态之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在黑暗的政治形势逼迫之下，在连性命都不可保的日子之中，魏晋名士不可能强烈地持有儒家积极入世的观念。但由于对中国仕途文化长期的耳濡目染，魏晋名士也不会完全采取老庄的无为之思。中庸之举，就是将积极入世与无为之思相结合，身在山野而心向国泰民安，抑或是身在朝廷而心归于山林。

　　

　　“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是形容被钟嵘誉为“太康之英”的魏晋名士陆机。由于受到父辈思想的灌输与熏陶，陆机一生执着于功名的追逐，然而政治的黑暗却将他为国效劳的忠心一而再地打入牢底。他的这种不得入世的苦闷在他多首诗歌中都能表现出来，如《遨游出西城诗》道：“靡靡年时改，冉冉老已及。行矣勉良图，使尔修名立。”当入世之心被政治权力所阻挡之时，陆机的隐逸思想就跳了出来，他在《幽人赋》中就写道：“世有幽人，渔钓乎玄渚，弹云冕以辞世，披宵褐而延伫，是以物外莫得窥其奥，举世不足扬其波，劲秋不能凋其叶，芳春不能发其华，超尘冥以绝绪，岂世网之能加。”虽然陆机思想中的隐逸层面还未表现得过于强烈，然而他出世与入世的心理变化也能够代表魏晋时期名士仕与隐的矛盾心理了。

　　

　　政治矛盾的激化是导致中国名士归隐于心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也为了在良明的政治势态到来之前能够暂时退却，魏晋名士多数选择了归隐山林。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风云变幻，朝代更迭。昏暗的政治时局终不会持久，大一统的国富民强时代也终究要来临。中国文人历来所具有的入世之心也会在这政治贤明之际再度出野，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骨子里的入世之心最终还是要显露于山水之中，而山清水秀的隐林生活也许只是多数名士想要大展宏图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虽然有名士终身归隐于此，却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最终还是走出了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