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征后,毛泽东在保安小石山的窑洞里，更多的精力还是考虑做南京政府要员的工作，如何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他们的心理,说服蒋介石联合抗日，“为救国图存而努力”。他直接给国民党的英美派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去信，对他们寄托于希望。一般采取表扬赞誉的策略，以老朋友的面貌出现。宋子文为皇亲国戚，位置特殊，又有英美背景。与毛泽东并无个人前嫌。他去信给宋子文：“10年分袂，国事全非，救国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敝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非惟救国，亦以自救也。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忽此布臆，不尽欲言。”
　　在西安执政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老先生年青时信仰马克思主义，曾为热血青年。毛泽东去信把老先生揶揄挖苦了一番：“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1920年，邵尚在上海办《民国日报》副刊，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哪里去了？
　　在红军西征期间，红军在前线征战，毛泽东在后方攻心。他发信给爱国领袖人物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地方实力派要员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宋哲元等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写信，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今之大计，退则亡，进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
　　毛泽东考虑到宋庆龄的巨大名人效应和她的影响力。他想通过宋庆龄的高层次影响国民党要员。他给宋庆龄写信也是像平常人一样，先拉近关系，表示亲近，像老朋友似的说：“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我想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他派“小开”（潘汉年在上海地下党当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的昵称，意为小老板）到上海去面见宋庆龄，“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毛泽东请宋庆龄介绍与她“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元老派人物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南京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毛泽东博古通今，他把全部学识集中起来都用于谋划中央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他写信看对象，不同对象用不同语言。他给学界巨人去信一般用当时时行的文言文，不用白话文。他的文言文，立意高远，文采煥然，堪称经典一绝。今人很少能写来。缺少古文基础者，还难以卒读。他考虑蔡元培先生早年反对清朝专制，是光复会发起人之一，1905年加入同盟会，“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是横跨政学两界的元老，影响巨大。文中多用激将法。他给蔡元培的信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今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先生将何以处之耶？我党之统一战线政策，“知先生必曰可行，当权在势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连问几个何以处耶？然后，笔锋一转，指出方向，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改变其卖国有赏救国有罪的亡国方针，全民全军抗战，“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流芳千代，买丝争锈，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接着，毛泽东赫然写下70名国民党和党外巨人，毛泽东说：“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盟旧，统此致讯。寇深祸亟，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这封信等于是写给71个人的。利用蔡元培的声望，广为宣传。
　　蔡元培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热血贲张，持信亲赴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国共共同抗日。
　　蒋介石不愿意见这些老面孔，板着脸说，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
　　蔡元培说，委员长不答应，我不会走。
　　蒋介石说，我还有军事会议。
　　然后让政治秘书陈布雷把蔡元培劝出来。
　　然后蔡元培在南京绝食了，舆论界立即喧哗一片。
　　蒋介石怕把事情闹大，只好又把蔡元培找来，说，你不是说要国共共同抗日吗？我听了你的，把周恩来、朱德叫来了。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真的，你不要怀疑。你放心回去吧。不要绝食了，党国是需要你的。
　　蔡元培说，委员长金口玉言？
　　蒋介石说，回去吧，委员长不会骗你的。
　　这时陈布雷进来把蔡元培请出去了（作者11月22日根据解放军出版社09年版《毛泽东出兵山西》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