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笔者不解，有史料记载，当时的刺杀行动组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那么刺客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房？”我问。二老回答：“这栋洋楼的前面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从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见27号前面这间房。”

　　

　　他们回忆：1939年3月20日晚，大家11点左右回房就寝。没多会儿，就被“砰砰砰”的声响惊醒。何孟恒起床走出房门，见汪精卫也正开门张望。

　　

　　何孟恒感觉不对，朝岳父轻声说：“回房，不要出来，我去看看。”他把妻子也推进岳父岳母的房间。

　　

　　何孟恒没穿鞋，走起路来无声无息。他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砰砰”声又起，他确信无疑：是枪声！往下望，见走廊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出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一下把灯全关了。何孟恒一怔，马上缩身回到25号前房，关紧房门，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

　　

　　屋外枪声大作，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何孟恒悄悄走近阳台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街灯下有一人正向这边跑来，他立刻闪避，以免被发现。一会儿，没动静了，何孟恒再出门探视。他推开27号前房的门，来到床边，一伸手就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鲜血……

　　

　　两位老人后来拼合出事情的轮廓：“估计三四名刺客从后院越墙进入，一名卫士闻声出来看，遭到枪击；另一个跟出来的随从，俯身躲在汽车后面，也被扫射；刺客上二楼，用手电照到有人出房门关电灯，立即就是一排枪；三楼曾仲鸣和朱执信的女儿出来看，刺客已逼近，他们急忙一起退进前房(即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锁上房门。刺客用利斧将门扇劈开一个洞，把枪伸进去扫射。朱执信的女儿蜷在门侧死角，逃过一劫，子弹都打在了曾、方身上。刺客原路撤离，丢下胶鞋、手套和两排未用过的子弹。”

　　

　　“汪精卫不是有卫士吗？你们没有武器？”我问。何孟恒回答：“手无寸铁。当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当局说，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

　　

　　汪文惺夫妇说：“曾仲鸣代汪精卫而死，这件事对汪的震撼很大。曾一直称汪精卫为‘四哥’，两人亦师亦友。他16岁随汪精卫赴法国留学，在国民党四大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何孟恒说，很多问题难以解释：“国民党一号人物派人出国暗杀二号人物，任务非同小可，应该志在必得。派来的据说是复兴社的高手，潜伏、监视多日，却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他们买了汽车在门口过去过来地观察，却不买望远镜，根本没有弄清我们各人的住处，连我们不只住在27号都一无所知。”

　　

　　何孟恒还指出，陈恭澍明知道行动组成员唐英杰，此前被派到天津就闹过笑话，却将成败攸关的侦查任务交给他。行动失败，陈恭澍声称做好了“交付军法审判”的思想准备，然而回到重庆，失误却“一风吹”，照样受到军统重用。

　　

　　五子女的下落

　　

　　汪文惺夫妇还向笔者谈了很多内情：关于汪精卫出走重庆的经过，关于汪精卫之死的细节，关于汪精卫许多诗词的写作缘起……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订正了汪精卫五个子女的准确信息，以廓清时下种种失真的传言：

　　

　　长子汪文婴，1913年出生。曾留德学习政治经济，后在汪政权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担任军需处长。现居美国加州。

　　

　　长女汪文惺，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曾在香港多所小学任教。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

　　

　　次女汪文彬，1920年出生。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在印尼隐居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出生。早年为父亲整理文稿，曾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2002年病故。

　　

　　次子汪文悌，1928年出生。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多次应邀回内地开展合作项目。

　　

　　笔者在汪文惺寓所墙上，看到一幅两代人合作的字画，汪文惺画了村童牵驴；何孟恒补上了山影树色；而上方，是汪精卫手书一首五言古诗，看似轻松诙谐，却饶有深意：

　　

　　“驴为哲学家，负重无不可。四足已蹩(biéxiè)，一背仍磊(kē)。怡然逢孺子，引手释所荷。牵曳就刍秣，目动两颐朵。长劳得少息，此乐吾亦颇。泉声如引睡，芳草随所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