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身后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再度流亡。日本政府再次表现出机会主义的“根性”，采取了支持袁世凯的方针，外务大臣牧野伸显下令严防孙文亡命日本。鉴于这种状况，孙身边的志士萱野长知恳请孙重新考虑避难地的问题，并建议选择新加坡。但孙坦言道：“我应该去的地方，只有日本。”在孙自信满满的背后，显然有梅屋庄吉的鼎力支持。事实上，1913年8月8日，孙中山一行从台湾乘“信浓”号商船从门司港登陆仅10天后，便秘密住进了位于东京大久保百人町的梅屋宅邸，且一住3年，仅有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等极少数人知道。后在梅屋夫人的亲自撮合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此结婚，共同生活在这个寓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遗嘱，享年59岁。长子孙科给梅屋庄吉发来讣电：“父孙中山十二日晨9时去世。谨此感谢生前您给予父亲的深厚情谊。”梅屋庄吉作为唯一与宋庆龄和孙科一起扶灵回南京的日本人，亲手安葬了终生信赖的友人。

　　

　　孙中山死后，庄吉一度身体大不如前，连一向喜爱的盆栽也失去了兴趣，把培育了20年之久的盆栽统统抛售，“整整用两辆汽车搬运盆栽”。

　　

　　1928年4月，蒋介石再次北伐；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北伐结束；12月，东北易帜，中华民国终于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与此同时，关东军却加紧渗透，中日关系阴云密布，前景殊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邀请梅屋庄吉访华，以践国父生前“待革命成功之时，一定要邀请梅屋庄吉及其家人作为国宾前来中国”之诺言。实际上，日本政府也有意让梅屋扮演民间大使以“斡旋和平”。

　　

　　此时，梅屋已辞去“日活”会长职务有年，年老体衰，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但他想到与孙文逾30年的友谊及共同的革命理想，痛感在此历史关头，自己理应出面，以当事者的身份缅怀故人，让孙文的思想流传后世。于是，他倾其家产，斥重金请日本有名的店家精心制作了四尊孙中山的铜像(每尊高3.6米，重达7吨)，无偿捐赠中方。1929年3月，与妻女一道，作为国宾，携首尊铜像乘船赴中国。首尊铜像安置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内；后三尊随后分别安置于广州(中山大学)、澳门(国父纪念馆)和黄埔(黄埔军校旧址)三地。

　　

　　梅屋庄吉生前念兹在兹的最后“项目”，是投资拍摄一部反映孙中山生平的电影《大孙文》，终未能实现。孙中山殁后第9年，1934年11月23日，梅屋庄吉对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无限忧虑，准备与时任首相的广田弘毅会谈，遏制军部的“暴走”，在赴会的路上猝死，享年66岁。关于中国革命，庄吉只留下了一句话：“在中国发生革命之际，与他国志士交往中，始终坚信要为一个信念而努力。”（来源：www.lishi54.com）

　　

　　梅屋庄吉的葬礼上，蒋介石送来了花圈。灵柩上覆盖着日章旗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

　　

　　资助到底有多少？

　　

　　梅屋庄吉从早年起，共鸣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30年如一日，无私而不懈地资助孙的革命活动。由于历史及梅屋本人的原因，庄吉生前对包括具体资助金额在内的细节并未透露。虽然一些资助项目在故人手记《永代日记》中有所记载，但对其总数并未统计，记载是否完全，也不清楚。

　　

　　长年以来，对梅屋资助孙的额度问题，有各种说法，如“1兆日元”说(兆为日本货币计算单位，1兆=10000亿)、“2兆日元”说，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2011年6月14日，日本历史学者、孙文纪念馆(神户)名誉馆长狭间直树教授在《每日新闻》撰文，认为“兆元单位是事实误认”。因为即使以“1兆日元”计的话，摊成每年的费用，也是堪与日本当时皇室预算相当的金额；而若以“2兆日元”计的话，则大大超过了皇室预算。说梅屋对孙文的资助居然超过了日本皇室预算，实为荒诞无稽之谈，“不仅有辱梅屋庄吉对孙文革命的支援，亦会给孙文的革命史留下硬伤。”

　　

　　狭间教授的质疑本身并无问题，但他把以讹传讹的根源归咎于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于2009年在日本出版的着作《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一书，却是不对的。

　　

　　对此，小坂女士已提出抗议，因为她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梅屋庄吉用于革命运动的武器弹药资金、机关报的发行资金、给参与革命的志士的援助、对他们家属的照顾、孙中山避难海外的旅费、军票的制作、医疗救援队的派遣、从飞机场的建设到飞机的筹备乃至孙中山铜像的制作等费用，究竟投入了多少，没有人能知道确切的数字。”

　　

　　当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梅屋庄吉对孙中山的援助肯定是天文数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搞清楚包括具体金额在内的历史细节，既是对当事者的交代与告慰，也是历史的责任，还有赖于中日两国的学者做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