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报业史上，成舍我绝对是个传奇人物，也是一位不畏权贵敢说真话的真正报人。他不仅保持着“从业时间最长”、“创办媒体最多”等若干纪录，还有着“为办报受挫最多”的名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坐牢就不下20次，报馆被封也有10多次。可谓铮铮铁骨，令人肃然起敬。

　　

　　他与张季鸾、邵飘萍、史量才一道，被誉为“民国四大报人”。

　　

　　两则趣闻

　　

　　一、成舍我办报以吝啬和节俭出名。他在重庆办世界日报，以艰苦抗战为由对职工采取低薪制，经常增加工作时间，严格执行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多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好坏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堂哗笑。

　　

　　二、成舍我办报对记者管理很严，他每天亲自比较报纸版面的优劣，树立几个“假想敌”，如以北京晨报和天津大公报作目标，摘记自己有什么特点，人家有什么占先，凡认为落后于人的，属于外地的即用函电责询驻外记者。1947年某日，南京特派记者所发专电报道某地发现大乌龟的一条新闻，即据以刊布，次日另外几家报纸所报道的不是乌龟而是玳瑁。成当时很恼火，立即发致南京一电，内有“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之语，员工见此电稿者，皆不禁大笑。

　　

　　投身报业与一桩官司有关

　　

　　成舍我生于1898年，湖南湘乡人。他本名成平，青年时代就学于安徽省安庆第四公学，课余为当地《长江报》等报刊写稿。“舍我”是投稿时的一个笔名，语出《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成舍我走上干新闻的路，和自家曾遭遇的一桩官司有关。他父亲成璧曾任安徽舒城县的典史（即典狱长），在其任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08年，由于囚犯越狱，成璧遭到诬陷。年仅10岁的成舍我跟着大人四处奔走，希望替父亲伸张正义。后来终于得到一位名叫方时荪的记者鼎力相助，在上海《神州日报》上详尽地披露事情原委，使成璧免受不白之冤。这在成舍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下定决心要做一名记者。

　　

　　1915年，成舍我在奉天（今沈阳）《健报》任校对、编辑。1916年入上海《民国日报》，任要闻及副刊编辑。1917年发起筹办上海记者俱乐部，并参加柳亚子、陈去病等主持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任《太平洋》杂志助理编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预科，课余在《益世报》北京版任主笔、采访主任、总编辑。19195月23日，因为登载《安福与强盗》一文，遭到北京政府的忌恨，蛮不讲理地将《益世报》报馆封了三天。

　　

　　1924年初，26岁的成舍我从北京《益世报》辞职，结束了为人打工的日子。报馆念他多年的贡献，赠送大洋200元。这笔钱尽管不多，但却成了成舍我创办报馆的起步资金。

　　

　　新办媒体，定位很关键。成舍我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当时的北京报业市场，发现晨报市场竞争激烈，晚报类尚有空间。于是打算先从晚报入手，逐步建立自己的报业王国，他给自己未来的第一张报纸起了个十分大气的名字——《世界晚报》。

　　

　　《世界晚报》创刊号于同年4月16日出版，报馆公布了四条办报宗旨，即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和消息灵确。

　　

　　时逢乱世，军阀内战不息，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关心的最大新闻就是战争对自身生活的影响。一些报纸拿了军阀的津贴，拿人的手短，或对打仗的消息尽量不登，或为东家多说好话，久而久之便失信于读者。成舍我看准这个空隙，格外关注战争新闻，以此作为打开市场的突破口。

　　

　　创业初期，《世界晚报》报馆设于西单手帕胡同三十五号成舍我的家中，他集记者、编辑和老板于一身，十分辛苦，往往清早出门，去国会和各部院采访，有时还去鸦片馆、饭馆、酒店打探消息，总有独家新闻被他访到，下午就可见报发行。报社外勤记者龚德柏利用懂日文的优势，每天都跑到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闲坐，与馆中人拉近关系。日本在中国各重要商埠都设有领事，每天必向公使馆报告地方上发生的各种事件。龚德柏以所得的消息，加上自己的推测，编成重要新闻。这样就避免了别的晚报“炒冷饭”的做法，每天都有独到的消息发布，报纸办得风生水起，极具市场感召力，发行量节节攀升。

　　

　　因“祸”得“福”

　　

　　1924年秋天，内战再起，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曹锟不甘心放弃花大把银子买来的总统宝座，命令直系军阀的干将吴佩孚立即出兵，将奉军阻在北京城外。

　　

　　吴佩孚是当时的军事强人。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48岁的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使张作霖12万人的奉军败北山海关外。赫赫武功让吴佩孚声名鹊起，他以“中国最强者”的身份，于1924年9月8日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吴佩孚尽管有儒帅之美誉，但很迷信，行军打仗都要翻黄历决定进退。他从开封调来一名叫张福来的大将，充当前敌总指挥，出征迎敌。他以为张的名字吉利，定能旗开得胜。《世界晚报》获此消息，马上拟好稿子，配上新闻标题“前敌总指挥张福来今早出发”，准备见报。

　　

　　那天中午外交部有个记者招待会，成舍我得去参加。龚德柏主动请缨替成舍我看这天的报纸大样，成舍我嘱咐他仔细把关千万别出错后，便匆匆赶去开会了。

　　

　　会毕，用过午餐后，成舍我乘人力车回报馆。途中他见报贩已在沿街叫卖《世界晚报》，便买了一份在车上浏览起来，一看头版标题“前敌总指挥张祸来今早出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握报纸的双手在颤抖。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尽管千叮咛万嘱咐，龚德柏还是出了差错。这祸，闯大了。

　　

　　成舍我深知吴佩孚见报后肯定会报复，他急速回到报馆，吩咐龚赶紧整理贵重物品，雇车逃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暂且保住性命要紧。果然，成、龚逃掉不久，报馆就被宪兵和警察包围。由于没有抓到当事人，警察便封了报馆。

　　

　　正当两人在六国饭店惶惶不可终日时，战局急转。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趁吴佩孚、张作霖大战于山海关一带，迅速率部回京，软禁了总统曹锟，并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皇宫，完全控制了北京城。《世界晚报》不仅无过，而且有功，被允许即日复刊。

　　

　　真是造化弄人，转眼间乌云散尽，柳暗花明。

　　

　　更令人意外的是，该报因“祸”得“福”，复刊当天销量由过去的3000份一跃过万，成舍我也由此名声大噪。

　　

　　正当《世界晚报》办得如日中天时，成舍我又酝酿新的动作，准备创办一份《世界日报》。1925年2月10日，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的一所大房子门前挂起了“世界日报馆”的招牌。

　　

　　由于创办资金不足，成舍我便以《世界晚报》做抵押，通过财政总长贺得麟的关系，从东陆银行贷款3000元（银元），预付了房租，购置印刷设备，人员仍是晚报那一套。《世界日报》为对开8版，第5版是每月一期的石印“世界画报”。半年多后，成舍我又将这画报单独列出来，出版了《世界画报》。

　　

　　至此，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形成格局，成为名副其实的报业王国，他也成了在我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独立办三个报的报人。

　　

　　成舍我经常对编采人员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他还网络名流为自己的报纸撰稿，一时间，张恨水、萨空了、恽逸群等新闻界大腕纷纷加盟他的旗下。如《世界日报》副刊《明珠》1927年2月开始发表张恨水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连载2196次，历时七年，一纸风行，满城相传。

　　

　　险遭不测

　　

　　1926年夏天，直奉大战结束，冯玉祥败走西北，张作霖、张宗昌拥戴段祺瑞重新上台，组成新的北洋政府。张作霖、张宗昌以“讨赤”的名义，对主持正义的着名报人举起了屠刀。

　　

　　《京报》社长邵飘萍与《新社会报》社长林白水，都因文字开罪奉系而被杀。其中邵飘萍死于1926年4月26日，林白水则于同年8月6日被枪杀，两人正好相隔一百天。当时《京报》新闻上出现一个标题：“萍水相逢百日间”。后有幅挽联悼之：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

　　

　　成舍我也在被制裁之列。8月7日凌晨，宪兵司令部奉张宗昌命令，派兵包围世界日报馆，抓走了成舍我。临出门时，他迅速抓过一张纸，匆匆写下“找孙宝琦求救”几个字。

　　

　　成舍我被抓后，宪兵司令部宣布其三大罪状：恶毒反奉；和冯玉祥有密切勾结；替国民党广为宣传，最近还接受广州方面10万大洋之宣传费等。

　　

　　当晚，夫人杨璠看了成舍我留下的字条，立即找到成舍我的把兄弟孙用时，由孙带着去见其父孙宝琦。成舍我夫妇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孙氏父子身上。

　　

　　原来，几年前，时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和财政总长王克敏大闹意见，反对派收买报馆，在报上大肆围攻孙，成舍我认为这样做有失言论公正，便常在《世界晚报》上着文“打抱不平”，还在副刊编发打油诗，讥讽孙宝琦的死对头王克敏，一时流传很广。孙宝琦派儿子孙用时送给成舍我200大洋，表示感谢，成舍我坚决拒绝，并说支持孙宝琦是出于道义，如果想收钱，王克敏愿意出十倍、百倍。孙宝琦闻讯，对成舍我的为人大加称赞。孙用时还写信给成舍我，主动表示和他“义结金兰”。

　　

　　孙宝琦一听成舍我被捕了，甚为着急，翌日天一亮便赶到石老娘胡同张公馆，就宪兵司令部对成舍我所列的三大罪状，一一进行辩驳，商请缓颊行事。张宗昌正想拉拢孙宝琦这位北方政界的元老，便答允考虑，绝不重办，保成舍我一条命。

　　

　　看到事有转机，孙宝琦长舒了一口气。回来后，他迅速嘱咐《世界日报》同仁和杨璠，尽快收集一些证明材料，由他附信送给张宗昌过目。张回信称：“本应立予枪决，此承尊嘱，已改处无期徒刑。”孙宝琦丢下信，再次赶到张公馆，说如果没有成舍我接受国民党宣传费的确凿证据，就应该立即放人。

　　

　　张宗昌也是聪明人，他见此情形，料定孙宝琦和成舍我关系非同一般，加上几天来已有多位名流写信或登门为成舍我求情，于是答应判刑一事暂缓。

　　

　　成舍我被捕的第四天下午，便被释放了。一名副官陪同成舍我乘车来到永康胡同孙宝琦借来避暑的一处私人花园。副官拿出一张大卡片，上面写着：“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宝琦也写了一张回片：“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

　　

　　世事无常。北伐胜利后，各地军阀土崩瓦解，张宗昌也逃亡日本。后来，应张学良之召，张宗昌回到京城，寓居铁狮子胡同，常独自去中山公园散心。成舍我每天等《世界晚报》印完，也多半要去中山公园走走，在来今雨轩休息片刻。有一天，两人在公园不期而遇，张宗昌说：“那次真对不起，以后请你多帮忙。”两人大笑。

　　

　　勇揭弊案

　　

　　1927年10月，成舍我创办的第四家报纸《民生报》在南京创刊，从此，北平和南京两地的报纸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为彼此服务，起到了良好的互相配合的效果。

　　

　　1934年5月，《民生报》的一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说国民政府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赂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修了一座私人小洋房，以致主体建筑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超过原计划一倍以上。

　　

　　这名记者知道彭学沛是成舍我的亲戚，拿不准能否见报，于是拿着稿子去问成舍我。不料成舍我当即说：“既然确有此事，为什么不刊登！”

　　

　　一不做二不休。随后，《民生报》又作了跟踪报道，还载文说某日汪精卫如厕也被关在门里出不来，以证明建筑商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和彭学沛收受贿赂确凿。这件丑闻迅速传播开来，彭学沛被迫提出辞呈，汪精卫十分恼火。《民生报》仍穷追不舍，在头条刊登“某院、某处、彭某，因涉嫌贪污案请辞职”的标题文章，汪精卫认为这是对他的重大冒犯，于是以该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为名，责令停刊3天。

　　

　　贪腐集团开始反击了。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彭学沛向南京地方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成舍我及《民生报》诽谤罪。开庭那天，旁听者云集，成舍我亲自上阵，运用大量事实材料，严厉驳斥彭学沛的指控。南京各报争相报道，此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为避免事态扩大，彭学沛被迫撤回控诉，案件不了了之，汪精卫与彭学沛被搞了个灰头土脸。

　　

　　汪精卫咽不下这口气，图谋伺机报复。同年7月，《民生报》和其他报纸一样，刊发了一条军事消息，汪精卫以为有机可乘，不与别的报馆计较，独以“泄露军情，鼓动政潮”的罪名，向蒋介石申请“查封《民生报》，治罪成舍我”，蒋介石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查办。

　　

　　谷正伦是蒋介石的鹰犬，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他得令后立即派人查封《民生报》，逮捕了成舍我。这一次成舍我被宪兵司令部关押了40天，最后因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等人说情才被释放出来。事后唐有壬要成舍我写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示拥护之意，这样不仅可以办报，还可以做官，名利双收。成舍我听后断然拒绝，表示绝不同流合污。

　　

　　唐有壬又劝告道，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作对，无异于以卵击石。成舍我回答了一句正气凛然、掷地有声的话：“汪精卫不可能一辈子做行政院长，我却能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了《立报》。 《立报》 坚持“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的宣传宗旨，销路常超过二十万份，创造了我国自有日报以来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1938年4月1日，成舍我创办了香港《立报》。1945年4月，他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新闻公司，自任总经理，直接投资兴办了重庆《世界日报》，又自任社长。

　　

　　晚年岁月

　　

　　1948年底，成舍我移居香港。1951年，他与王云五等人在香港创办《自由人》半周刊，亲任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成舍我即迁往台北居住，因国民党政府实施报禁，其恢复《世界日报》的打算被迫取消。他转而创办新闻学校，培育新闻人才。

　　

　　1956年，“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在台北诞生，成舍我任董事长兼校长。次年，专供学生实习的《小世界》周刊创办。1958年，成舍我又创办世新广播电台。

　　

　　1960年， “世界新闻职业学校” 改为“私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成舍我继续担任校长。1988年，台湾报禁开放，成舍我以91岁高龄创办《台湾立报》。1991年，在见证学校升格为“世新大学”后，成舍我病逝于台北。

　　

　　成舍我晚年因为患病，口不能言，但仍用笔写下“我要说话”四字，意味深长。他着有《献身报坛六十年》等，是研究报业发展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