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只活了短短的28岁，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 死后的争论 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穆时英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死因说法各异。 穆时英死前一年内的活动主要是投靠汪伪政府,效力于伪政府的新闻宣传。但是，具体到当时穆时英担任何家报纸的总编,则说法各异。施蛰存先生回忆说他当过《中华日报》的总编并因此而被杀。 但是，研究者考察当时的上海新闻史料发现，《中华日报》是汪伪在上海的机关报,1939年7月9日复刊。当时准备由林柏生任社长,叶雪松任总经理,郭秀峰任总编辑。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则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忆。他回忆说，《中华日报》正式复刊后，“先后由刘石克、刘静哉、殷再纬任总编辑”。回忆并没有提到穆时英。那么,穆时英作了什么报的总编呢?有学者认为，当时，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伪政府,具体的投靠对象就是胡兰成。根据郭秀峰的回忆，当时的汪精卫亲信林柏生当上了伪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后，“在上海积极扩大宣传,设立小型报《民族日报》,社长穆时英……”。1940年2月21日，汪伪的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停办《民族日报》。利用该报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张的小型报《国民新闻》。同时，《国民新闻》的全班人马甚至设备都来自穆时英任社长的《民族日报》社。开始，《国民新闻》社社长是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社长,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穆时英很快当上了总编辑，不久，又取代了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也有学者认为穆时英任过《文汇报》社长一职。但是，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的记载,《文汇报》是英国人克明出面注册、由严宝礼经营的。具体由徐铸成、柯灵等进步人士主持,是一份进步抗日的报纸。它“创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5月被日伪逼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而穆时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到了香港,这个时候,《文汇报》还没有创刊，等到他1939年返沪后，《文汇报》已经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间，穆时英不可能当《文汇报》社的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5月，《文汇报》被汪伪政权停刊后,汪伪政权想夺取该报的阵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派人收买克明,想把《文汇报》改造成他们的报纸，穆时英当时就是筹备中的伪《文汇报》社社长。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 该书记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政府。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政府”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 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 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当时，《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等人知道汪伪政府的阴谋后,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联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伪政府的企图。汪伪政府想迅速接管《文汇报》的阴谋失败后,在进行《中华日报》的复刊和《国民新闻》创刊的同时,也仍然由穆时英在筹备《文汇报》,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杀身亡。所以，所谓穆时英任《文汇报》社社长一事,仅仅是筹备时期的社长,而非正式的社长。 关于穆时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还是他被刺杀的原因。从史料上可知,穆时英先后曾经担任汪伪政府控制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伪《文汇报》的筹备社长。从这些情况来看，他被冠以“汉奸”的罪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而其被惩罚的命运似乎也在劫难逃。实际上，他被杀的确是重庆国民党军统所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记载，在29日“汪精卫就穆时英被刺一事打电话给《中华日报》编辑部,表示要坚决歼灭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人员”。 《申报》馆但是，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却让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该文章说，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军统误杀的。作者自称是穆时英在中统的上司,穆时英返沪任职于汪伪报界是他亲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忆属实的话,那么,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应该是重庆方面卧底的军统特工。汪伪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时英的真实身份而误认为穆时英是自己人，正因为如此,汪精卫才打电话给《中华日报》,扬言要报复暗藏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特务。认为穆时英是被军统误杀的人还以当时的新闻界反应为旁证。自从1940年6月29日《申报》报道穆时英被刺杀后,接下来的几天内,上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亲重庆方面的报纸对此事却没有任何报道。而刘呐鸥被刺杀后报界的反应却很热闹,这显然是极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国民党自己的特务机关协调出了问题,发生了自己人暗杀自己人的丑闻,而避免家丑外扬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时英被刺杀那天坐的是人力黄包车，并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这在暗杀频繁的伪上海时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他之所以敢只身一人乘坐黄包车,也许他正自恃是中统特工，国民党方面不会袭击他,但未想到还是被军统误杀了。 认为穆时英可能是中统特工的另外一个证据来自他的身世、早期经历和作品。和在日本长大的刘呐鸥不同，穆时英并非一直都是游戏于舞场和赌场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曾经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这让他很早就体会到了上流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温暖，从而在他的心灵里播下良知的种子。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小说《咱们的世界》、《偷面包的面包师》等都反映了他对穷苦大众的悲悯和对上流社会的愤恨,带有浓厚的左翼文学色彩。因此，有些人认为，与刘呐鸥相比,穆时英不太可能真心情愿地走上汉奸的不归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学”,靠近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不过是为他日后成功地打入汪伪政府、为国民党服务取得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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